2022年6月5日，中国《江格尔》研究会主办、中国蒙古文学学会和中国蒙古学学会协办的“纪念浩·巴岱先生暨中国《江格尔》工作成就学术研讨会”在线举行。中国《江格尔》研究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副所长斯钦巴图研究员致辞。以下是致辞全文。

中国《江格尔》研究会会长 斯钦巴图研究员

首先向大家致以诚挚的问候！向所有参会学者，组织筹办此次会议的学会副会长、西北民族大学教授孟开先生，以及协调组织的学会副会长纳钦研究员和他的团队表示感谢！

今天的会议主题是“纪念浩·巴岱先生暨中国《江格尔》工作成就学术研讨会”，是由中国《江格尔》研究会主办、中国蒙古文学学会和中国蒙古学学会协办，会议举行日期、主办方、会议主题等都有各自内涵。

此次会议纪念浩·巴岱先生，是因为他不仅是一位先后担任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州长、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政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主席等职务的政治家，更因为他也是一位诗人、作家和学者，为卫拉特蒙古族历史文化研究、中国《江格尔》的搜集、整理、出版、翻译、研究工作做出了杰出贡献。今天的会议由中国《江格尔》研究会主办，是因为浩·巴岱先生在担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自治区政协主席期间，担任新疆《江格尔》搜集整理出版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组织实施大规模的《江格尔》搜集整理与出版工程，取得享誉国内外的巨大成就，使中国《江格尔》闻名世界；支持和推动中国《江格尔》研究会的成立，并自1990年至2009年约20年间亲自担任了三届会长。而会议选择在6月5日召开，是因为这一天正是浩·巴岱先生诞辰之日。浩·巴岱先生于1930年6月5日出生，今天是他诞生92周年纪念日。会议的这一日期是由组织本次会议的学会副会长孟开教授提议的。

要探讨浩·巴岱先生对中国《江格尔》史诗的搜集、整理、翻译、出版工作的贡献，就需要看国际《江格尔》研究相关情况，这样才能看得更清楚。1979年，新疆《江格尔》搜集整理出版工作领导小组成立之时，距离帕拉斯1776年初次报道卡尔梅克《江格尔》已过200余年，贝尔戈曼1804年首次出版卡尔梅克《江格尔》文本已有170余年，科特维奇出版《江格尔》的鄂利扬·奥夫拉唱本已过70年，蒙古国《江格尔》搜集记录工作也基本完成。

在近100余年里，不仅出现了卡尔梅克《江格尔》众多出版物，而且举办了多次国际学术会议，产生了多位国际知名的“江格尔”研究学者，使得《江格尔》作为卡尔梅克史诗而举世闻名。

相比之下，当时中国《江格尔》是什么情况呢？边燮清在1937年至1945年间用中文编写的《洪古尔》，于1950、1957、1958年分别出版了三次，但别说国际，连国内学者对此也都不太了解。1958年，13章本《江格尔》在内蒙古出版，新疆人民出版社将该版转写成托忒文，于1964年出版。这版本是卡尔梅克《江格尔》。当时，新疆人民出版社虽然有过从新疆蒙古族民间搜集《江格尔》并予以出版的计划，却因“文革”也未能实现。

后来，在内蒙古大学确精扎布教授的建议下，1978年夏至1979年夏，托·巴德玛、宝音贺西格等人在新疆巴音郭楞、伊犁、博尔塔拉、和布克赛尔、吉木萨尔等地蒙古族聚居区搜集《江格尔》，并于1979年将其中的15个诗章交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制版，1980年出版发行。因此，1979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江格尔》搜集整理出版工作领导小组成立之时，真正呈现中国《江格尔》活形态口头传统的版本尚未问世，世界上也几乎无人知晓中国还有《江格尔》。

1979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江格尔》搜集整理出版工作领导小组成立后，次年，组建《江格尔》搜集整理出版工作小组，从各单位抽调人员，组成几个工作小组，奔赴天山南北24个县，深入蒙古族聚居区，寻访演唱《江格尔》的民间艺人，在十余年时间里搜集、记录《江格尔》史诗100余部独立诗章的数百个异文，规模上达到此前国外搜集出版的所有《江格尔》文本总和之数倍。后来，又誊写出版了《江格尔》资料本十余卷本，并在此基础上整理出版了中国《江格尔》经典——70章本《江格尔》。这是《江格尔》工作领导小组和《江格尔》工作小组的标志性成果。

正是这些成就，让中国《江格尔》从不为世人所知，到享誉海内外，成为中国“三大史诗”之一，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并得到习近平总书记的高度评价。也正是从这些方面，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江格尔》工作领导小组及其领导下的《江格尔》工作小组所做出的贡献，更清楚地看到浩·巴岱先生对中国《江格尔》搜集整理出版工作所做出的杰出贡献。

浩·巴岱先生不仅领导了中国《江格尔》的搜集、整理工作，在保护民族文化遗产、《江格尔》研究与翻译工作方面也做出了杰出贡献。他多次组织召开国内《江格尔》学术研讨会，还在1988年、1996年两次组织召开《江格尔》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有力推动中国《江格尔》的国际宣传，大大推进了《江格尔》研究的向前发展。今天的参会学者将从各方面深入讨论浩·巴岱先生在这些方面的工作成就与贡献，因此我在这里就不展开讲。

但有一点需要特别指出。那就是，作为自治区领导的浩·巴岱先生担任《江格尔》搜集整理出版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代表的是党和政府对《江格尔》事业的支持。随着自治区副主席牵头的《江格尔》工作领导小组的成立，标志着此前个人或机构搜集整理《江格尔》的意愿，转变为党和政府的政策，此前出于个人或机构兴趣的《江格尔》搜集记录行为，转变为党和政府的行为。

该领导小组在《江格尔》搜集、出版工作方面取得的成就，是党和政府民族政策的伟大成就，也是党的百年伟大成就的组成部分。如果没有党和政府的资助和支持，以当时艰难的经济条件，拿出那么多经费来推进大规模搜集《江格尔》事业是不可想象的。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上，做出总结建党百年伟大成就的决定，我们今天举办此次会议，纪念浩·巴岱先生并总结中国《江格尔》工作成就，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的决策部署。

如今，搜集、出版、研究中国《江格尔》的工作已走过了40多年历程。我们需要回顾这个历史，对其得失做出总结和客观评价。比如70部《江格尔》的评价问题。有些人认为这是对多人所唱《江格尔》文本进行的汇编，不具有科学资料价值，从而根本上否定70部《江格尔》的价值。有些人甚至在国外发表学术论著，完全否定了中国《江格尔》，尤其是70章本《江格尔》的价值。这种做法和看法到底是否可取，需要我们专门研讨。

纵观世界各民族经典史诗的形成过程，比如芬兰史诗《卡勒瓦拉》、德国史诗《尼伯龙根之歌》、亚美尼亚史诗《萨逊的大卫》等，如果认真研究千百年来在民间流传的口传史诗资料，是如何经过文人、作家和学者的编织而形成史诗经典文本的规律，或者参照蒙古国唐古特·嘎拉森先生又是如何创作出蒙古国《江格尔》经典作品的过程，就会发现，相比而言，70章本《江格尔》其实是严格遵循《江格尔》演唱传统整理而成，堪称经典。参加整理的人员都是熟悉《江格尔》传统的老一辈学者，托·巴德玛等人更是本身就是江格尔奇，他们整理的《江格尔》文本严格地遵循和体现了《江格尔》情节、结构特点，保留了完整的《江格尔》形象体系以及卫拉特蒙古族方言丰富的词汇、语言特征。因此，否定其价值是否有足够的根据？诸如此类问题，需要我们谨慎探讨并给出客观的结论。

最后，祝愿此次会议获得圆满成功，祝愿今天莅临会议的各位身体健康、生活幸福、事业有成！谢谢大家！

初审：玉兰

复审：孟开

终审：纳钦

制版：阿娜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