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6月5日，中国《江格尔》研究会主办、中国蒙古文学学会和中国蒙古学学会协办的“纪念浩·巴岱先生暨中国《江格尔》工作成就学术研讨会”在线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学术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边疆研究所研究员、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副主任马大正教授发表主旨演讲。以下是演讲全文。

中国边疆研究所马大正研究员

2022年3月26日下午，我正伏案草拟拙著《与书为伴一甲子》后记，新疆友人巴图巴雅尔长途告尊敬的浩·巴岱驾鹤西归噩耗，悲痛中拟就唁电：

“惊悉噩耗——恸哭：浩·巴岱同志远行，铭记：浩·巴岱同志教诲践行：深化卫拉特蒙古史研究追念逝者风范，激励生者奋进！

巴岱汗麾下一小兵马大正

2022年3月26日17时45分于北京”

当天请友人转呈浩·巴岱同志亲人，但悲痛仍时随心际。

往事历历，是卫拉特蒙古历史研究提供了当年还是一个中国社会科学院小小助理研究员的我得以结识浩·巴岱的机遇。从世俗角度，浩·巴岱同志与我似乎存有太大的差距，从社会的角色（不说是地位）看，浩·巴岱同志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高层领导，但他能平等待人，尊重知识、尊重学人，在探索卫拉特蒙古历史研究的道路上，浩·巴岱同志带领我辈前行，我们间从相识到相知，我视他为师，他视我为友，一路走来四十年间回忆多多。

选取三题，略叙追念之意。

一、四十年间的两个难忘瞬间

自1982年浩·巴岱同志在乌鲁木齐接见我们一行，时光流过四十年。四十年间，在乌鲁木齐、在北京、在新疆、内蒙古诸地州与浩·巴岱同志相处多多，但四十年间最难忘，我记忆中有两次。

一次是四十年前的1982年6月。

1982年，当《准噶尔史略》一书完成后，写作小组策划了几年的“新疆蒙古族社会历史调查计划”，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和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今历史研究所）直接组织下亦付诸实施。这是1949年以来首次对生活在新疆的蒙古族进行综合性考察，考察本身具有探索性和普查性，当然也引起新疆有关方面的重视。

1982年6月12日，我和参加考察的蔡家艺（民族所）、康佑铭（历史所）自北京飞抵乌鲁木齐后，即得知时任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的浩·巴岱同志想约我们一见。在我们心目中，浩·巴岱同志是自治区的大领导，但他出生于巴音布鲁克的土尔扈特部，对卫拉特蒙古历史研究颇为关注，我们对此次约见很看重，也很兴奋。当天下午4时半，我们一行5人（除北京的三人，还有新疆社科院的郭蕴华和巴赫）走进自治区人民医院一间病室，浩·巴岱同志热情问候我们一行，说这几天正在住院体检，听说你们过几天就要下去，就请你们来聊聊。

我们事先商议，为抓紧时间由我担任主汇报。我汇报了三个问题，一是，《准噶尔史略》写作情况；二是，此次考察的主要任务；三是对卫拉特蒙古史研究中涉历史人物评价的新认识。

我们面前的浩·巴岱同志，约50来岁，满面红光，听得十分专注，他表示希望我们下去多走些地方，看看，听听。还特别表示，如碰到难处，可长途电话向他反映，当尽力为我们解难。为此，他给我们留下了秘书的联系方式。还说，等考察回来后一定抽时间听听你们的考察见闻和心得。浩·巴岱同志的关心、承诺和希望给了我们莫大鼓励。

浩·巴岱同志是个实在人，他的关心是真诚的。我们一行在库尔勒考察时，当地领导告知，他们接到浩·巴岱同志指示，一定做好接待工作，为此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州党委决定，派州统战部长才文同志全程陪同在巴州的考察。

我们考察队于1982年6月15日离开乌鲁木齐，至8月2日结束考察返回乌鲁木齐，计54天，总行程5523公里。考察了蒙古族聚居的地州：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伊犁地区的伊宁市、昭苏县、特克斯县、尼勒克县和塔城地区的乌苏县、和布克赛尔蒙古族自治县；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

1982年8月19日下午，在昆仑宾馆（八楼）再次向浩·巴岱同志做了汇报。我们汇报了考察中见闻和进一步开展卫拉特蒙古历史的设想。我说，曾有一位西方学者的著作中说，土尔扈特人回来后什么也没得到，得到的只是一片荒寂的土地。可我们在考察中亲眼看到，蒙古族牧居的地方都是水草丰美、适于放牧的好地方，充分印证了史籍中记载的真实，也是对西方学者想当然的偏见最好的反驳。浩·巴岱同志插话，你们调研报告中一定要写上这一点。他希望我们在深化卫拉特蒙古历史人物研究上多出成果，还建议北京的研究者一定要加强与地方学者，特别是蒙古族学者的交流，增信释疑、取长补短，共同推动研究的深化。

另一次是十年前的2012年7月。

第七届全国卫拉特蒙古历史文化学术研讨在新疆和布克赛尔蒙古族自治县召开，在2012年7月21日的开幕式上我和浩·巴岱同志、仁钦道尔吉、贾木查、丹碧、乔旦德尔六人荣获卫拉特蒙古研究会颁发的“卫拉特学研究突出贡献奖”。奖品除水晶纪念奖柱、奖状外，还有一套豪华的蒙古服饰：帽、袍、腰带和马靴。

获奖后我和浩·巴岱同志有一段对话，至今记忆深切。

马：巴岱汗（1992年7月第三届全国卫拉特蒙古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后赴巴音布鲁克草原考察时我即如此喜称浩·巴岱同志，并得到同行认同）呀，我受此殊荣实在不安，在卫拉特蒙古历史研究中我实在是一个不合格的研究者，因为我不懂蒙古文，也不会蒙古语。

巴岱汗：老马呀，你的研究我们都认同，你对我们卫拉特人是有感情的，这很不容易，你看与会人们都很尊重你，咱们两人蒙古袍的颜色是一样的呀！

是呀，我感激浩·巴岱同志的厚爱，我更珍惜蒙古族兄弟的情谊！

二、杰出的组织者

浩·巴岱同志是推动卫拉特蒙古历史研究的杰出组织者，依我四十年间亲身经历，他亲历亲为做了两次大事。

一是，1992年至1996年，浩·巴岱同志组织新疆、北京和内蒙古的卫拉特蒙古历史研究者撰写了《卫拉特蒙古简史》上下册，参加上册撰写的新疆有刘志宵、冯锡时、诺尔布、郭蕴华，北京有马大正、成崇德，内蒙古有乌云毕力格，最后由冯锡时、马大正通稿；参加下册撰写新疆有冯锡时、吐娜、道尔基、李坤提；北京有马大正、成崇德、阿拉腾奥其尔、孙喆，最后由冯锡时通稿。浩·巴岱同志多次主持编写工作会议，并撰写全书序言。本书相继出版后，得到了国内外同行的好评，也为蒙古史、清史、中亚史、中外关系史、新疆史等领域年青才俊关注。进入21世纪，加强新疆蒙古历史研究与普及，已成为学界和新疆各族群众的共识，新疆人民出版社提议修订重版《卫拉特蒙古简史》上、下册，我辈欣慰之余，重读旧著，自感尽管时光过去十余年，但本书仍不失其学术原创性的魅力。在征得浩·巴岱同志同意后，决定将《卫拉特蒙古简史》上、下册，合为一册，改题名为《卫拉特蒙古史纲》，由马大正、成崇德担任主编，于2006年正式出版。

2012年后，浩·巴岱同志又提议并全力推动多卷本《卫拉特蒙古通史》的撰写，我也有幸受聘顾问，参予课题设计、论证诸项工作。《卫拉特蒙古通史》有两个特点值得一提，一是，通史实现古今贯通，下限延伸至当代；二是，编撰人员以中年蒙古族学者为主，充分体现了当代卫拉特蒙古历史研究人才的可喜现状。据知，《卫拉特蒙古通史》已完成了初稿撰写，期望早日出版面世，不辜负浩·巴岱同志的厚望。

二是，组织全国性的“卫拉特蒙古历史研讨会”。

1986年8月第一届全国卫拉特蒙古史研讨会在新疆博乐市召开，参与第一届研讨会的老一辈学者有戴逸、马汝珩、黄静涛、特布信、戈瓦等。学界共认，这次研讨会在卫拉特蒙古历史研究的学术研究史占有一个坐标式的地位，浩·巴岱同志不仅参加还主持了研讨会开幕和闭幕式。自此之后，迄止2016年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锡林浩特市召开的第九届卫拉特蒙古历史研讨会，三十年不间断，年青才俊脱颖而出，而且也推动了每届研讨会召开地省市的卫拉特蒙古历史研究的深化。

浩·巴岱同志倡导、组织、参与之功，功不可没！

三、勤奋的研究者

浩·巴岱同志在繁忙的政务活动之余，仍不忘参予卫拉特蒙古历史的研究和托忒文文献的收集、整理工作。

试举两例：

例之一，1989年6月，浩·巴岱同志为正在编撰的《卫拉特蒙古简史》撰发了长篇序言，明确提出，编撰《卫拉特蒙古简史》“必须把卫拉特蒙古的历史作为研究、描述的客体，充分阐明其自身发展的历史进程和规律，同时充分阐明卫拉特蒙古在缔造我们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和丰富中华灿烂文明中的贡献和不同历史时期的作用。”进而提出编撰工作中应坚持的两个原则和四个正确处理，简言之是：

两原则是：

一是，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二是，坚持民族平等的原则。

四个正确处理是：

一是，要正确处理历史上各民族所建立的全国性或地区性政权；二是，要正确处理历史上的统一与分裂（割据）；三是，要正确处理历史上各民族间发生的战争；四是，要正确处理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评价。

值得一提是浩·巴岱同志在学术研究上也坚持集思广益的原则，序言的未定稿曾在编写组内部广征意见，我们也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时隔几十年，重读浩·巴岱同志在序言中所阐论的观点，仍有常读常新的感悟！

例之二，托忒文文献在卫拉特蒙古历史研究中占有特殊的地位，但由于长期战乱，本来数量就不多的托忒文文献大多散落在历史的尘埃中。因此，收集、整理托忒文文献不仅是研究的必须，而且还具有抢救的意义，基于此，浩·巴岱同志和金峰、额尔德尼于1987年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卫拉特蒙古文献》（托忒文）一书，书中汇编、注释了七篇托忒文文献，它们是：巴图尔·乌巴什·图们著《四卫拉特史》，噶拉·沙拉布著《四卫拉特史》，无名氏著《四卫拉特史》《蒙古溯源史》《土尔扈特诸汗史》《新旧土尔扈特汗诺颜世系谱》，伦布·彻林著《布里亚特蒙古史》，上述七篇托忒文文献有四篇是首次在国内外公开发表。

这部托忒文文献汇编本是我国卫拉特蒙古研究中托忒文文献整理开先河之著。

谨以此短文，追思尊敬的巴岱先生。

追念逝者风范、激励生者奋进。

2022年5月13日草成

北京·自乐斋

初审：玉兰

复审：孟开

终审：斯钦巴图

制版：阿娜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