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族是一个由众多部落构成的部落群联合体，各个部落除了拥有蒙古共同体的共性标签外，还具有各自的文化特点，这一共性和个性体现在各个部落的生产生活方式、服装、饮食等诸多方面。而长调作为蒙古族的独特艺术体裁，各个部落的长调均有相同点和差异性，即共性和个性。这种具有不同风格的相同事物的存在，使长调的风格分布格局较为复杂，它不仅是涵盖地域上的分布格局，更涵盖了自古以来以血缘为联合体的部落层面的分布格局。这种双重层面的分布格局，实质为文化上的差异，而文化上的差异，与各个部落的历史及其进程中形成的文化格局有密切关系。

从部落层面上来说，蒙古族作为游牧民族，其文化是建筑在游牧文化基础之上的，它不像依托于农耕文化的农耕民族那样，以地域为单位，定居式的生活生产方式为主，游牧文化是以血缘为认同的部落为单位的。蒙古各部落文化的产生和变迁随着游牧，不断变化着地域范畴，也是在这种流动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了自身的文化，而其游牧并非以共同的牧场为单位，而是以部落组织为单位进行迁徙，在这种以部落为社会组织单位的迁徙中，蒙古各部落形成了自身的独特文化，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长调的区域风格特征就是在这种以部落为单位的游牧生活的基础之上形成的。于是便有了蒙古族各部落不同的文化。

但蒙古族各部落文化的形成，并非单纯源于部落组织的迁徙，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即清代对蒙古地区进行的盟旗制度，这一政策不仅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其游牧生产生活方式，还改变了其原始的以血缘部落为组织单位的社会单位，开始转向以地缘为共同体的组织单位，以血缘为纽带的部落统一体逐渐分散为以地缘为纽带的集合体，部落的分布被赋予了地域空间的概念，于是便有了今天同一部落分属不同旗县的情况，随之而来的，是地域性差异开始突显，这种差异性特质体现在文化上，也体现在认同观念上，乌珠穆沁部在清代被分为右翼旗和左翼旗时的“图林•哆”的变迁就是部落认同到地域认同转变的最好例证。

本章针对的是乌珠穆沁部跨国而居前的音乐文化生活，探讨了它在中国境内，在不同政治势力下的音乐文化生活及其特点。在1945年前，根据乌珠穆沁部音乐文化在不同时期所呈现出的不同特点，可将其分为清朝前、清朝后两个部分。在以血缘为组织方式的部落统一体，拥有着相同的历史和文化，有着相同的身份认同意识，其音乐文化生活在这一时期以不同的方式在贵族和乡绅、牧民间发展；而随着被清政府统治，乌珠穆沁部身份的变化、地域认同和行政认同的产生、血缘认同的淡化，再加上清政府对蒙古地区的一系列政策，使其音乐文化受到了佛教文化广泛而深入的影响，造成了同为乌珠穆沁部落的两个旗县，其贵族阶级的礼仪音乐“图林•哆”曲目不同、佛教歌曲增多等情况。本文的研究对象乌珠穆沁部长调，就是在这种处于变化中的文化语境中，产生了大量佛教内容的长调歌曲，成为了今天乌珠穆沁部长调的组成部分。

（本文为2018年年会论文摘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