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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蒙古人对世界天文学的贡献
日期:2020-10-31 来源:微信公众号 作者:中国蒙古学学会 点击量:11

中世纪蒙古人建立“蒙古大国”之后,前后又建立过四大蒙古国和大元以及帖木尔汗国等其它国家,建立了庞大的驿站体系,疏通了“丝绸之路”,因而促进了东西文化交流。

自从1206年至1449年的250年当中,经过“丝绸之路”中世纪伊斯兰科学文化即天文、数学、医学、技术等传到了上都、北京;中国的造纸、火药等技术也传到了西域,为世界科学发展起到重要作用。其中蒙古人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传递者。

本文利用历史文献,以及文物、文化遗址阐述蒙古人建立的天文台、编制的天文表,企图证明蒙古人对世界天文学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的论点。

引论

科学的发展,也就是说近代科学的发展是从十六世纪欧洲的“文艺复兴”之后,发展起来的。欧洲近代科学是经过“航海之路”传播到东方的话,公元1500年前的古代科学是经过内陆的“丝绸之路”传播的。

中世纪的欧洲沉睡在教会的黑暗统治下时,阿拉伯人早就开始收集整理了当时世界上最完备的科学知识体系,并且用希腊语和印度语记录下来,并且补充了他们自己的重要发展,编辑出了很多阿拉伯文科学著作。大约在公元820年时建造了第一座天文台,“智慧之屋”研究院和许多图书馆。他们的天文学家们计算出地球自转轴与公转平面的夹角为23°55″。(现在通用的值是23°25′)准确度很高。阿拉伯天文学家们还保留了古希腊天文学家托勒密(c.ptolemy约公元100年至约公元170年)完成的《天文学大成》。同样数学、医学等科学也发展迅速,成为世界科学顶峰。

同样的这一时代东方的中国也有了自己的科学技术,如天文历法、中医学、算数和制造纸、火药、磁石等技术。中世纪前的中西文化经古代“丝绸之路”有所交流,(如汉、唐、西辽时)但科学技术未能传播到更广。到了十三世纪之后,经蒙古人三次西征建立庞大驿站之后,才有了较全面的文化交流。

蒙古人在成吉思汗的英明领导下,经过多年的艰苦奋战,于1206年建立了“大蒙古国”。从此,这个内陆欧亚中的游牧民族利用马的力量和速度,用自己的智慧,战败了许多国家,在将近200多年的历史中前后占领了欧亚大陆大部分地区,从而疏通了内陆欧亚各个地区,促进了东西文化交流。

本文主讲在将近200年的世界历史当中,蒙古人通过“丝绸之路”为天文学的发展起过重要作用。以下是本文主要内容。

1、问题的提出:

为什么蒙古人发展天文学有兴趣?这个问题也是一个研究课题,这里简单讲述以下这个问题。

如果说科学的发展是人民生存的需要而发展的话,人类历史上出现的发明创造、适用的各种技术才是最需要的。然而天文学是较理性的假设的学文。它的发展起源于希腊自然哲学。蒙古人为什么对天文学有了兴趣呢?有人说游牧民族为了经营畜牧业,需要了解天气变化;有的说蒙古人为了战争了解天气;有的说是蒙古占星学的结果众说纷纭。这些观点也不无道理,我认为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成吉思汗之其后继人,对天象的认识和对宇宙认识论的变化所引起的结果。

蒙古人原先是信仰萨满教民族。萨满教文化是一种世界性的宗教文化。它的历史积淀深厚。萨满教所具有包融性、综合性、广博性等特质,又使其融会,包含了先民们创造并传承下来的诸多文化成就。作为对宇宙自然和人类自身探索的结晶,萨满教原始观念包含着原始科学、原始道德、原始思维和心理意识等多方面内涵。以天穹崇拜为核心的大自然崇拜和动物、植物崇拜,是在人们对自然和生物有了一定认识的基础上产生的,反过来又孕育了早期天文学和生物学的萌芽。

成吉思汗年青时作为一名蒙古主要部落之人,同样信仰萨满教,但根据《蒙古秘史》等文献记载,成吉思汗的思想是从信仰到不信仰,从不信仰到怀疑,从怀疑天穹到研究天象,利用天象的不断认识的过程。在成吉思汗的指引下他的后继人同样对天穹有着与别人不同的认识,因此历代蒙古皇帝都愿意建立天文台、研究天文。从此为研究天文,不分民族和国家,只要你是天文研究者,蒙古皇帝都招来他,重视他为天文学服务的。

正因为以上原因蒙古人在将近250年的历史辉煌时期,建立过许多天文台,制定过很多有名的历法。其中上都天文台,北平天文台,马腊盖天文台,撒木尔汗天文台最有名。编制过许多天文历法,其中最有名的有:元代“授时历、“回回历”、“伊儿汗天文表”、“乌鲁别克天文表”,都是有世界影响的天文表。

2、蒙古人对天文学的贡献:

(1)成吉思汗于1206年登基成汗,任命千户长管时封巴林部乌孙老人为别克,“骑白马,着白衣,坐在丛人上面,拣选好年月议论了”,所谓“拣选年月”从科学角度来讲就是制定一年的月,日。因为地球绕着太阳转,月球绕着地球转,据此推定月,日。这是蒙古人研究天文的开始。

(2)于1219年成吉思汗招来契丹人耶律楚材掌管天文。耶律楚村精通术数,随成吉思汗西征。他在撒木尔汗、布哈尔等地待了将近7年之久,在此期间与波斯天文学家一起谈讨过“月食”,编制过“西征庚午元历”。回国后也编制过“麻答把历”。这是中国境内最早的“回回历”。他的产生为后来的“回回历”制定打下良好的基础。这是十三世纪中西天文学交流的前奏。

(3)蒙哥汗(1208-1259年)时期,大蒙古国为研究天文学招集了很多西域天文学家。其中叙利亚天文学家爱薛(?-1308)最有名。蒙哥汗通过爱薛第一次看到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据拉施特《史记》记载蒙哥汗增经解释过“几何原本”内的几道题。他增经想建立天文台。旭烈兀出兵西征时蒙哥汗嘱咐说:“当邪教徒诸堡被征服时,把火者纳昔刺丁送到这来吧。”他已经听说波斯最著名的天文学家,数学家是这个火者纳昔刺丁·恩思。因为当时纳昔刺丁增经解释过“几何原本”中的难题而出名。这是蒙古人从西域引进天文学的又一个开端。

(4)旭烈兀于1252年出兵,1260年建立伊儿汗国。他深记蒙哥汗嘱咐的一段话。到中亚之后,从波斯东北呼罗册的一个碉堡中救出了纳昔刺丁。由于蒙哥汗的去世、旭烈兀未能让纳昔刺丁去上都,派了另一个天文学家扎马鲁丁到上都。纳昔刺丁留在旭烈兀身边被重用。

旭烈兀也是重视天文研究,他登上汗位七年之后,在木爱亦答丁·阿儿郎、法黑刺丁·蔑刺吉等四位天文学家的支持下,在马腊盖建立了一座天文台。在这天文台里纳昔刺丁主持研究天文学,制造过装配精良,直径约3.6m的天文观测台。1272年他组织各国天文学家,其中包括中国古代的博满迟等人,编制出“伊儿汗天文表”(AJ-Zij,AJ-ilkhani)。《伊儿汗天文表》的准确度是很高的。测出岁差值为51″,与现代的50.2″的实测数据比较,是相当精确的。他比古希腊托勒密更高的精度,求出了黄、赤道交角为23°55″与今日的23°25′的测定值也相当接近。《伊儿汗天文表》被视为蒙古重要天文研究成果之一,已选入国际天文表中,成为重要资料。

(5)忽必烈是一名开明皇帝。蒙元时期的科技政策在庇护,重用科学家和建立研究设施方面起到积极作用。

忽必烈于1256年在上都登基,后建立了一座天文台,在中统年间(1260-1264)由叙利亚学者爱薛掌管天文台。爱薛增经两次前往伊儿汗国。第一次是在1276年,到达马腊盖天文台,与纳昔刺丁会晤,并在那里深造过一段时间,写过与他同样的数学命题,第二次是在1283年与孛罗承相一起前往伊儿汗。也为中西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

1267年波斯天文学家扎马鲁丁,把自己制造的天文仪器七件和自己编制的“万年历”献给了忽必烈。扎马鲁丁奉忽必烈之命,1271年在上都建立了天文台,并负责天文台工作。上都天文台是蒙古大草原上建立的第一个天文台。曾经在上都天文台工作的天文学家甚多,其中有西域人,有畏吾儿人、蒙古人、汉人,是一个多民族天文学家组成的天文台。上都天文台制定的“回回历”是亚洲很多伊斯兰民族所使用的历法,一直使用到清初、悠悠四百年。

上都的天文研究,是在古希腊天文研究基础上的发展,同时以阿拉伯科学成果为根基,因而在研究方法,使用仪器都采取西域研究方法,为中国天文学研究注入了新的内容,对元代著名天文学家郭守敬等人的研究制定“授时历”起到重要作用。

忽必烈在北平建立首都之后,又建造了一个天文台,这叫北平天文台。在北平招集汉族著名学者郭守敬等许多人,制造天文仪器,建立观测站,测量天文;编制历法为中国天文历法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元代的“授时历”是中国历来的历法中最准确,使用时间最长的历法,一直用到明朝末年。在忽必烈的直接指挥下,郭守敬组织人员测量过“四海测验”。在全国范围内设立天文观测站27个。从南海到西伯利亚从东海到西部大沙漠进行天文测试,是一个地区范围最大的一次测量。他对中国天文学的发展起重要作用,它给编制“授时历”提供了许多科学依据。

(6)帖木儿是蒙古巴鲁刺思部人,他建立过庞大的帖木儿帝国。帖木儿帝国时代也为本国建设作过努力。现存在乌兹别克斯坦境内很多建筑就是帖木儿时代建立的。尤其在他孙子乌鲁别克时期积极发展教育,建立过大学,建造过天文台。

乌鲁别克(1394-1449)是一名多才多艺的皇帝。他精通文学、历史的天文学家。他经40年研究天文观测,制造出包括1018星的天文新表。他去世200年之后英国剑桥大学教授达君·格日维斯发现其天文表,于1648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天文表之后,天文学界才得知有这么准确的天文观测。于是认定他是16世纪著名天文学家第谷·布拉埃(Tycho Brahe1546-1601)之前的最准确的天文表,是超过托勒密的新天象图。当时测定的黄、赤交度为23°30′17″,误差尽32″。乌鲁别克天文表是世界天文学的重要成果之一,是中世纪世界天文学的顶峰。曾经成为哥白尼“日心说”的重要依据。

以上实例充分说明蒙古人,在中世纪为天文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这是由于成吉思汗之其子弟建立庞大国家,接触了许多文化并且采取包容政策,尊重当地宗教文化,风俗习惯,重用人才,因而为世界科学发展起到重要作用结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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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孛儿只芹·旺其格:《乌鲁别传》,辽宁民族出版社2004年。

13、[美]鲁克·克文清:《游牧帝国》,《中亚史丛刊》第二期。

14、耶律楚林:《湛然居士集》,中华书局198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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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马建春:《元代东迁西域人及其文化研究》,民族出版社2003年。

(孛尔只芹·旺其格,男《科学》杂志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