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成吉思汗以降，蒙古族共同体的建构和演变是十分漫长而复杂的历史进程。蒙古族共同体经历了多次分裂与统一，由最早的部落群体“血缘性”共同体向“地域性”共同体转变，进入当代，成为以“符号”为媒介的“想象的共同体”，其中蒙古语言文字扮演着重要角色。未来蒙古族共同体可能在进一步整合内部文化符号和认同，建构更有内聚力的理性的、“文化自觉”民族共同体的同时，也面临适应世界文化变迁，顺从现代社会文化发展规律的整体要求。

[关键词]血缘；符号；蒙古族“共同体”；社会文化认同；

一、关于“共同体”与民族“共同体”

在社会学领域，1887年滕尼斯（FerdinandTönnies）在他《共同体与社会》一书中提出了“共同体”概念，并将“社区”（community）和“社会”（society）区分开来，产生了巨大的理论与实践影响。在中国，关于“共同体”的研究和讨论兴起于20世纪初期。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讨论了“礼俗社会”与“法治社会”的概念，后来将西方的“community”第一次翻译成“社区”，进一步推动了“共同体”研究。

滕尼斯认为，“共同体”的基础是自然群体（家庭、宗族），还有村庄、城市等联合体以及友谊、师徒关系等思想的联合体。进一步将“共同体”定义为：一种原始的或者天然状态的人的意志的完善的统一体。

1983年，安德森（BenedictAnderson）提出的“想象的共同体”概念为“共同体”研究带来了一份玄机，安德森以民族共同体为切入点，阐述了民族主义在近代世界被建构并扩散的方式和过程，“想象”成为共同体建构的另一种方式和原料。他将“民族”描述为：“它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同共体——并且，它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有限的（limited），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 [[1]]他的论述，在一定意义上将“民族”与“民族主义”的实质等同起来，为“共同体”研究提供了崭新的视角。

20世纪70-80年代，在西方兴起并得以积极扩散和发展的西方“共同体主义”（Communitarianism）进一步反思和批判了西方社会政治性问题，在多种文化和社会的交流中强调历史叙事意识，借助历史元素充实和支持了共同体意识、民族主义和民族文化的复兴，主张通过文化勾连的方式坚守民族自我本真和民族历史文化的传承，在西方乃至世界范围内的族裔共同体和民族主义的复苏与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

进入21世纪，随着世界政治、经济与文化的一体化与全球化进程的迅速蔓延，不同国家、民族和族裔人口流动速度不断加快，不同民族和族裔人口被融入到世界性统一群体和共同性文化的同时，也不断寻找和重塑自我认同群体和共同体，共同体又成为人们趋之若鹜的主体，在多元文化、多民族日益频繁交流互动的社会时空中，社区（community）、民族等“共同体”进一步吸引和容纳了各自的民众和精英群体，并成为人们认同的回归和获得归属感的根据地。

二、蒙古族“共同体”的起源及其演变过程

蒙古民族是一个古老的政治与文化“共同体”。蒙古民族共同体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3世纪成吉思汗时期。

“‘蒙古’一词，原来只是一个古老的氏族部落的名称，而且不无可能，成吉思汗的祖先并不一定出自这个氏族部落。”[[2]] 13世纪北方草原上的诸多游牧部落，例如“……札刺亦儿人、塔塔儿人、斡亦刺惕人、汪古惕人、客列亦惕人、乃蛮人、唐古惕人之类的各种突厥部落仰赖成吉思汗及其氏族的洪福才成了蒙古人，……古时的蒙古人（只）是一帮草原突厥部落中的一个部落。”[[3]]古代蒙古部落被称为“塔塔儿”或“鞑靼”，元明时期史料更多称为“鞑靼”或“达达”，“塔塔儿”名称逐渐消失。“蒙古”一词，在汉籍中最早见于《旧唐书》，称为“蒙兀”。“可以推知，一个古老的氏族部落，由于人口繁殖，分衍出许多分支，并在发展过程中吸收他部人口，逐步扩大自己名称的范围，最后由于出自他们中间的成吉思汗建立了蒙古汗国，他们的族名也就升为整个民族共同体的名称了。”[[4]]

一个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必须有其合理的内部结构和外在政治文化形式。成吉思汗时期建立的蒙古族共同体是以北方诸多部落社会体制和生活文化为基础的。13世纪，蒙古部落社会由游猎经济向畜牧经济转变，社会分层显著，军事力量逐渐壮大，与中原与邻近部落之间的商业贸易和军事上的互动大大推动了蒙古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在文化上，蒙古部落与西夏人的交往十分密切，受到突厥—畏吾儿文化的影响，蒙古部落语言大量引用了突厥语实词和虚词，成为蒙古族共同体语言文字的核心内容。古代蒙古部落的家族关系建立在严格的父系系谱之上，十分重视族谱传统的延续。《史集》中记载：蒙古人“有着详尽而又清楚的族谱，因为蒙古人的习惯是这样的：他们保持着祖先的世系，并向每一个新出世的孩子教述族谱。”[[5]]

随着蒙古部落社会阶层和结构的演变，蒙古部落内部血缘关系不断被模糊化，传统氏族和部落社会结构从血缘关系转变为地缘关系主导的社会关系，出现了“古列延”和“阿寅勒”等生活生产的社会组织，成吉思汗整合和统治北方诸部落之后，实行了“千户”（mingchin，敏罕）制度，册封95位功臣。作为军事单位和社会组织的“千户”制度进一步巩固了社会阶层关系，巩固了民族共同体的内部组织结构。在蒙古族共同体形成初期，大汗拥有绝对的权力，“大札撒”等于大汗的指令，在共同体政治上具有绝对的权威。在语言文字方面，畏吾儿字母表、畏吾儿古蒙古文的变体成为共同体的文化与社会交往基础，为蒙古族共同体的发展提供了无限可能性。

成吉思汗统治的后期，蒙古汗国进一步扩张，三次西征，先后建立了钦察、察合台、伊儿与窝阔台等四个汗国，形成相对独立的“兀鲁思”（国家），共同体体制开始分裂，窝阔台进一步整合北方草原民族，并继续西征。1271年，拖雷的四子忽必烈建立了蒙古共同体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元帝国，前所未有地巩固和塑造了蒙古共同体体制，对长期分裂的共同体打了强心针，大元帝国拥有了宗主国意义上的核心地位和共同体认同。作为在中原多民族地区建立的帝国体系，元朝蒙古族共同体社会体系十分复杂而完备，政治上的“四等人制”（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和南人）稳固了社会结构和政体系统，文化上的多元、开放模式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共同体基础和架构。忽必烈为了巩固和发展蒙古族帝国共同体，“在即位后较过往更加热心且不问人种地召集策士及政治顾问，致力于从所有的国家、地区聚集可以对应于所有‘文明圈’的智囊团。”[[6]]随着1368年大元帝国灭亡，蒙古族共同体又一次面临了历史性挑战。

忽必烈之后的蒙古族共同体日趋分裂，其政治与文化“母体”失去了平衡。明朝成立后蒙古族共同体的中心撤离中原，退回岭北，形成“北元”，但由于内部纷争多端，政权未能复苏和更好地发展。15世纪，达延汗重新整合与统一了蒙古各部落，蒙古共同体中出现了喀尔喀、兀良哈、鄂尔多斯、土默特、察哈尔、喀剌沁等六部。后来，明末时期的林丹汗又试图恢复蒙古族共同体的统一，但在后金的军事威胁之下未能实现。到了明末清初，清朝实施了十分有效的分裂型政策，构建出针对蒙古地区的地方行政体系（盟旗制），采取“齐民编户”策略，将蒙古地区分为漠南、漠北（喀尔喀）和漠西(厄鲁特)三大部分，阻止和限制蒙古各部落之间的互动和交流，使蒙古族共同体分裂割据状态日益严重，蒙古族共同体意识不断减弱，直接导致民国初期的漠北（喀尔喀）蒙古地区的独立。

成吉思汗以降，蒙古族共同体的建构和演变过程是十分漫长而复杂的历史进程。从最初形成时期开始，蒙古族共同体经历了多次的分裂与统一过程，不仅在共同体内部结构，也在外部交流和互动中始终处于“分散”与“流动”状态，由最早的部落群体“血缘性”共同体逐渐向以东西南北不同地域为划分标准的“地域性”共同体转变，其共同体文化、制度和认同建构似乎在与异族、异文化的对话与比较中完成和延续的。

三、蒙古族“共同体”建构过程及其当代社会文化元素的学理分析

（一）从“血缘”到“地域”

如前所述，蒙古族共同体从古代“血缘性”共同体转向为“地域性”共同体，进入当代，又呈现出新的结构性特征和内容。早在成吉思汗时期，蒙古部落整合和统一了北方诸部落，蒙古族共同体的建构打破了纯血缘性社会关系，血缘不再是建构共同体的基本前提和标准，地域性因素开始起到关键作用。换言之，在共同体的建构和认同形成的过程中，地域成为最重要的元素，以地域为单位的共同体在地域格局中被分割，地域的大与小、中心与边缘决定着共同体的性质和内容。

就像费孝通所说的那样：“从血缘结合转变到地缘结合是社会性质的转变，也是社会史上的一个大转变。”[[7]]对于古代蒙古族共同体来说，随着几百年的战乱、迁移和流动，其共同体内部结构和认同体系不断被分散、解体，从元大帝国到清末民国时期，蒙古族共同体从最初的北方一个部落范围不断扩张和扩散到欧亚大陆，成吉思汗的后裔在几百年的历史演变中分流成两大共同体：即走向西方的蒙古族共同体和留在东方的蒙古族共同体。早期的中亚四大汗国、漠南、漠北、漠西和漠南的察哈尔、科尔沁、喀喇沁、厄鲁特等数不胜数的部落与地名充分说明蒙古族共同体在地域上的分割性分布，共同体及其认同在不同地域范围内生根发芽，蒙古族共同体早已丧失血缘性链接，丧失血缘性统一的认同体系，几百年来蒙古族共同体遭遇了不断削弱和分解的历史命运。

（二）共同体与“地域文化”

文化是人类共同体共同创造和共享的自然存在与社会存在。文化很容易受到地域因素的限制和框架。不同地域、不同群体因形成和培育不同形式的观念、意识、情感和心理特征，以产生不同的文化类型。如上所述，蒙古族共同体由于血缘关系的分解和地域性分散格局的出现，不同地区和部族都形成了不同的文化类型、生产生活方式和语言文化体系。

元大帝国垮台后，蒙古人帝国国家层面的共同体认同和意识瞬间下降至地方主义层面，蒙古族文化不再是国家文化，随着帝国体制的式微，蒙古文化一度变成地方性文化。由此，在蒙古族文化体系中出现多次分解过程，由于地域性原因形成了各式各样的地方文化符号和认同，在过去几百年中，察哈尔、科尔沁和鄂尔多斯等各个地区生活生产方式、风俗习惯和语言系统之间的差异性不断被创造和巩固，很难用一种模式和方式归纳和形容蒙古族共同体的文化特征，多元复杂的文化形式和内容使得蒙古族共同体文化、认同和凝聚力分散、解构，同时在不同地区蒙古人之间也形成了隔阂、误解甚至冲突和矛盾，历史上出现的科尔沁部（奥巴）与察哈尔部（林丹汗）之间的冲突以及后来两个部族之间的差异、隔阂和矛盾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文化研究的内容十分广泛、多元。蒙古族文化的研究始终将蒙古各部文化内容与特征放在纵横交错的不同单元和不同时空中，很难用统一的概念体系来描述和分析。这也验证了文化研究很大程度上是“区域研究”（area studies）的同义词的意义。在我们的研究中，文化往往以自然物质形式出现，对蒙古族文化的理解、研究和解释依然停留在“物”的外在现象的描述。关于蒙古族饮食、服饰、娱乐与生产实践及其传承问题的民俗研究很难突破其表象，进入其符号意义和背景知识，同时地域性分割十分显著，蒙古族那达慕、射箭和赛马等传统文化形式依然局限在局部文化范围中。

在蒙古族共同体意识与理念建构上，忽必烈之后的蒙古将领、共同体领袖和上层精英们从未放弃过对蒙古“帝国”的“想象”。例如，近代蒙古族历史上著名的德王（德穆楚克栋鲁普亲王）自幼以成吉思汗裔系的继承者自居，梦想重建“蒙古大帝国”。但他们的“想象”更多停留于帝国辽阔的空间概念，从局部的地域扩张到广阔的空间的“想象”，这也是传统帝国共同体的基本目标和夙愿。

（三）共同体与“符号想象”

随着国内外相关理论的发展和演进，蒙古族地域文化研究已向纵深发展，人们的关注视角逐步由物质生活、自然形态文化延伸到非物质、社会形态与精神文化层面，对蒙古族不同地区、部族和时代的语言文化、宗教信仰、民俗现象与人文地理等进行科学、学理性的认知和探讨，从多视角、跨学科角度思考，地域文化研究不断向新的范式和理论层面发展。

文化的主要形式和内容不仅是物与地域性时空概念，其更重要的依赖形式为“符号”。“符号”的表现，“符号”在人类共同体的实践和生活中生成的“类”或“概念”特征以及“符号想象”表现出文化与生活世界的知识化过程。文化到特定历史时期，逐渐从自然、物质的具象世界脱离，形成抽象的“符号”知识，“文化研究”也成为人们不经意地符号寻找和知识探求的过程，民族志研究、博物馆建立及其民族文化历史的追溯等均试图为民族立传、为共同体效劳。“符号”作为文化表达的载体，担负着传播、传承的使命，其形式开始跨越地域界限，符号的出现使文化成为具有隐形、流动性和跨时空性特点的存在。

进入当代，交通、通讯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得蒙古族地域性共同体文化与其他不同部落、族裔和世界文化之间的沟通和互动更加密切，共同体文化认同和社会意义通过符号形式跨地域、跨时间地传播和传承的可能大大增加，其符号的意义功能日益显现，传统蒙古族共同体不再是地域层面的文化实践和意义系统了。

在当代共同体建构过程中的基本要素与以往不同，主要通过符号化的文化形式聚合共同体成员，其中语言文字成为最为核心要素。随着现代学校教育和文字教学的普及，与费孝通所描述的乡土社会不同，当代社会每一个原始部落都无法逃脱现代教育的影响和渗透，现代语言文字符号成为当代共同体建构的重要因素和想象的途径。在当代意义上，就像安德森所阐述的那样：“‘民族’这个‘想象的共同体’最初而且最主要是通过文字（阅读）来想象的。”[[8]]当代蒙古族精英十分重视蒙古语言文字的使用、传承和延续过程，可称为已进入以语言文字为符号媒介的“符号想象”时代。

全球化、工业化不断渗透的同时，世界范围内广泛扩散的“文化多元主义”使得民族成员“自我”和“我群”意识不断提升。在国际上，如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地区独立、加拿大魁北克独立等接连不断的当代民族独立运动的推进，蒙古族在内的很多少数民族、族裔自我认同日益加强，新一代民族意识和民族主义高涨，对本民族的语言和文化的维护、传承的意识前所未有地涌现和加强。一方面，他们想象母语的纯洁性，另一方面，他们对“普通话”（如，中国的汉语）的社会地位及其对民族个人和群体发展的作用基本上有着理性、清醒的认识，但对族际间的“普通话”有着明显的疏离感。因此，可以判断：对很多蒙古族高校大学生等精英群体来说，对蒙古语的情感认同高于对“普通话”的情感认同，“普通话”只成为一种语言工具，而蒙古语无疑是带有情感和价值的文化符号。

笔者在2017年12月的调查显示，684名蒙古族大学生中96.05%（657名）的学生认为蒙古语是“既是一种工具，也是情感符号传承”。对蒙古语、“普通话”（汉语）和外语的地位、功能和发展前途等都持有不同的态度，蒙古族学生对几种语言文字重要性的排序中：约49.4%（338名）的大学生把蒙古语排在第一位。大部分蒙古族大学生、研究生明知在就业、发展方面母语有其局限性和劣势，但依然把蒙古语言文字当作自身最重要的认同符号。

在民族语言文字的使用以及民族共同体认同建构方面，民族群体知识精英向来激进而且扮演着先锋角色。“知识分子阶层之所以会扮演先锋角色是因为他们拥有双语的识字能力，或者应该说，他们的识字能力和双语能力。阅读印刷品的能力已经使我们早先谈过的那种漂浮在同质的、空洞的时间中的想象的共同体成为可能。”[[9]]知识精英通过现代语言和多语能力，将民族文化连接到现代主体文化或者世界性文化，还得到其他民族研究者和爱好者的关注、参与和支持，使民族语言文字获得更大的“想象”空间。以呼和浩特为例，几乎所有的牌匾、广告和文化空间布满了蒙古文符号，整个城市成为蒙古文符号的“帝国”，甚至有些精英和民众主张在银行、医院和行政机构的公共领域使用蒙古文（可以用蒙古文签字），蒙古文符号大大扩大了蒙古族共同体文化权力的“想象力”。还有些蒙古族学者重新解读蒙古族历史，认为“现今知识界很多人开始公认一点，就是蒙古问题不只是一个中国的少数民族问题，因为蒙古是一个‘世界民族’。如何理解蒙古的‘世界性’呢？第一方面是它的分布地域广泛，不仅分布于中国，蒙古还有自己独立的国家，蒙古国；在俄罗斯也有很多与蒙古人有关的地区，像布里亚特，赤塔，图瓦，阿尔泰，卡尔梅克，等等。”[[10]]这就是知识精英借助多语体系重新解读和“想象”的蒙古族同共体的当代内容。

四、蒙古族“共同体”发展趋向与知识精英的使命

与世界上其他民族同共体一样，蒙古族共同体也经历了漫长的演变与发展过程。古代，蒙古族共同体很快从血缘性共同体转入地域性共同，进入近代，其文化与符号意义超越了地域，已成为当今“符号想象”的“共同体”，其共同体内部关系和未来发展趋势可借用费孝通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与“文化自觉”的概念体系来推断和描述。

（一）蒙古族“共同体”发展趋向

元大帝国以后的蒙古族共同体内部发展经历了“各美其美”的过程，不同地区政治与文化呈现出相互割裂与分化局面，蒙古族共同体意识在地域性格局之下形成了“美人之美”的特点，科尔沁、察哈尔、鄂尔多斯等不同地域性文化分别构成了蒙古族共同体内容。随着蒙古族共同体内部不同地域人口之间接触和互动的增加，跨地区交往逐渐深入，不同部族、不同地域成员逐渐强化了共同的文化意识、共同体认同和民族心理。其中，共同体内部通用的蒙古语言文字链接了不同地域民族成员，不同地域成员开始以包容和鉴赏的眼光看待其他地区同族文化，开始了解和体会不同地区方言、风俗习惯、文化艺术和历史演变过程，开始认识到不同地域文化对于同一民族共同体的重要性，民族内部误解、偏见和矛盾逐渐消失，民族内部成员开始认识和重视各地文化之间和睦相处、互利互惠的必要性。可以说，当代蒙古族共同体正处于从分散到整合的阶段。

费孝通在1997年提出了“文化自觉”概念。他认为：“文化自觉只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的‘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在生活各方面所起的作用，也就是它的意义和所受其他文化的影响及发展的方向，不带有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但同时也不主张‘西化’或‘全面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发展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时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11]]这也是民族共同体意识发展的反思性阶段，即“美美与共”阶段。在这一发展阶段，民族成员开始反思自身民族共同体的历史、传统文化及其发展轨迹，开始有意识地寻找其发展方向和出路。进入全球化、城镇化时代，民族、族裔文化遇到世界大众文化与主流政治的巨大挑战，其发展和出路问题严重困扰民族成员，如何传承和保留传统文化？如何学习和适应现代性生活方式和价值体系？如何提升本民族文化与经济的自主能力？等一些列问题成为民族成员经常思考的议题。蒙古族共同体刚刚开始进入这一发展阶段，其未来演变发展的“理想”状态——成为一个“文化自觉”的民族共同体。

（二）文化自觉与知识精英的使命

在民族共同体的建构过程中，民族知识精英的角色和行为十分重要，但知识精英的观念与行为模式很容易发生变化。托马斯·索维尔指出：“知识分子的各种技艺既能够被用来促进知识准则，也能够用来回避那些知识准则，反而去促进非知识的内容或者甚至是反知识的内容。”[[12]]

由于知识精英所处环境情形的多变性特点，很多时候知识精英的身份和观点也十分复杂并暧昧，民族精英也不例外。“知识精英在社会中应有不可推卸的使命感和责任心，身居陋室，胸怀天下，真正的民族精英不会为当前物质生活的艰苦、本民族文化的边缘化而忧伤，而是以特别的方式反思和思考社会、民族和整个国家所面临的问题和危机，努力提出解决问题、化解社会文化危机的方略和话语体系，从而影响和改变社会，甚至指明社会发展的方向。”[[13]]“文化自觉”是知识精英的使命，在民族文化自觉这一社会工程实施过程中，民族知识精英是倡导者、策划者，也是有力推动者。

[参考文献]

[[1]][8][9][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吴叡人译）.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6.9.112.

[[2]][4]亦邻真.成吉思汗与蒙古民族共同体的形成[J].内蒙古大学学报（社会科学），1962，（1）.

[[3]][5]拉希德丁.史集[M]，苏联科学院俄裸本，第一卷，上册，102-103、13.

[6][日]杉山正明著（周俊宇译）.忽必烈的挑战.八旗文化/远足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4：118.

[7]费孝通著.乡土中国[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94.

[10][英]乌·额·宝力格（Uradyn E.Bulag）.我的“民族”，你的“问题”[Z].伦敦政经中国发展社团网，http://mp.weixin.qq.com/s/TN-1det3GaKRTgGOgE3w5A

[11]费孝通著.费孝通论文化与文化自觉[M].北京：群言出版社，2005:212-216.

[12][美]托马斯·索维尔著（张亚月、梁兴国译）.知识分子与社会[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17.

[13]常宝.少数民族知识精英话语权、社会责任及其困境分析——以内蒙古蒙古族知识精英为例[J].西北民族研究，20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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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常宝(1968-)，男(蒙古族)，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左翼后旗人，社会学博士，内蒙古师范大学法政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民族社会学、艺术社会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