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和乌力吉（内蒙古大学，内蒙古呼和浩特 010020）

内容提要：自1900年前后至1947年前后，蒙古族文学实现了历史性跨越，推动了整个蒙古族聚居区社会思想观念的现代转型。它与其所处的社会文化大环境具有复杂联系，从文学角度反映和见证了近现代蒙古族社会文化变迁，并逐步形成了独特的内在发展规律。笔者以较为翔实的第一手文献资料为基础，运用文学社会学、文艺美学等研究方法，从现代性形成的外部环境条件与具体体现的现代性特征两个视角入手，对文学传播方式的现代转变、文艺思潮的现代性、社会功效的现代性等角度进行深入分析，从而对蒙古族现代文学中现代性特征的形成动因、形态以及相关问题进行理论思考。

关键词：蒙古族现代文学现代性特征探究

蒙古族现代文学总体上包括1900年前后至1947年前后书面文学和口头文学的所有相关文类。该时期是一个重要的社会历史变革阶段。尤其是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是蒙古族现代文学创作与现代社会文化探讨的重要阶段。在此阶段，蒙古族文学实现了历史性跨越，推动了蒙古地区社会思想观念的现代转型。

一、现代性所需社会条件的具备

蒙古族现代文学是在继承自己传统文学遗产的同时，又受到国内外现代社会思潮的影响，以自己独有历史规律逐渐发展起来的，即保持传统民族特点的同时，也逐步形成普遍的现代性特征。蒙古族现代文学与其所处的社会文化大环境具有复杂联系，它从文学角度反映了现代蒙古族社会文化变迁，并形成独特的民族文化内在逻辑。其中，逐渐具备民族性、现代性、地域性、思想性、艺术性和创新性等文学作品所必备的条件，由此成为重要的新文化思想武器，促进了社会的复合型进步。

（一）作为变革动力的民族复兴思想

对一个社会来说，思想观念的变化无疑是社会变迁最为重要的动力之一。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蒙古族社会变迁最大动力来自于当时逐渐接受中国内地变法思潮和国外日本明治维新思想的部分上层精英与文化先驱。最早在内蒙古地区提倡创办近代刊物，建立新型学校，并培养新一代青年和知识分子的人物是定居于东部农业区域的喀喇沁王贡桑诺尔布（Güngsangnorbu）。在其革新思想中，占中心位置的是由历史辉煌引起的对现实的不满情绪和对我族未来的理性思考以及由此产生的以民族复兴与强大为目的的民族主义。与此同时，中西部地区多数开明上层和文人作家也在社会变革和文化行动上形成了“立即挽救迟到的蒙古族人”的理念，与东部贡桑诺尔布的诸多努力遥相呼应，以便共同参与民族振兴运动。

1、东部农区社会变迁与民族复兴思想

在内蒙古东部喀喇沁三旗、土默特二旗和科尔沁各旗自19世纪末以后伴随着移民的涌入、外部性农耕压力的增长和内部应对能力的削弱，农垦化趋势日益突出，由此导致辽阔平坦的科尔沁草原与森林广布的喀喇沁丘陵地区发生了巨大的环境、社会和文化变迁。民族隔阂、阶级矛盾和环境危机三大问题直接影响到该地区所有领域，为民族上层知识精英的诸如观察社会现状，反思现实问题以及探索新出路等行为活动提供了社会和历史条件。其中，最为集中的焦点问题就是宏观层面上的“民族复兴”思想、中观层面上的“振兴教育”理念和微观层面上的“兴办实业”行动。作为成吉思汗正统后裔的晚清上层精英贡桑诺尔布所持的“民族复兴”变革思想及相关行动在其以下谈话里得到了充分体现。贡桑诺尔布说：“据本人观察，自古以来各族均必须顺应着时代逐渐进化到文化水平上的。譬如，汉族虽说占据中原，气候温和且物产富裕，但是玄元皇帝之前亦是食生肉，穿树叶兽皮也。在几千年的长河之中出现了众多明皇、哲人，著书立说，教育全民，逐步变成现在的文化之族。西欧列强也都经历过原始简单生活，只不过作为君者的亲自率领教育和改良本民族而已。再如，日本是东洋小国，在明皇明治时期他亲自到海外各国观察，回国后学习和模仿西方，改进知识和教育，改造政治制度，发展了手工业，最后，未过几十年，变成强国富民，甚至超过偌大的满清帝国，做到并肩西欧诸国。就我们蒙古民族而言，几百年前成吉思汗突然从北方崛起，席卷欧亚，灭亡四十个国家。后元世祖忽必烈获得中国，并做皇帝，过几代，顺帝失陷中原回北方，遂我族开始逐渐落伍，到现在已经是软弱无力，难道与文化教育无关吗？鄙人世代坐享大清俸禄，现在又是个艰难时期，如不进行全民文武教育，从而协助国家，否则心神不会安宁。尤其是我旗蒙汉族杂居，我诸民如不接受知识教育的话，就会落在汉族后面，难道能不受其欺负吗？由于有中间和自私两种原因，因此非建立学校是不可也。旗知诸臣以及旗民细致理解本意并逐步将其落到实处吧。”[1]（p.143-145）在此谈话里民族辉煌历史和成吉思汗成为了族群认同来源和民族复兴的原动力。在当时“上奏条陈最多，推行‘新政'最力的，要数贡桑诺尔布。”[2]（p.284）

贡桑诺尔布认为，蒙古族现今的落败完全由轻视教育，与世隔绝，未能掌握现代文明和科学技术而引起的。因此，民族要强盛，必须从教育入手，普及现代教育，启蒙民众，解开思想桎梏。具体行动和措施则是建立新型学校，开办新型杂志，引进国外先进的办学理念和外国教师，男女同校共学。特木格图等人后来到日本留学，并进一步发展贡王革新思想，其中最为突出的仍然是教育的现代改革与普及问题。正如特木格图（Temgetü）所声称的“要改变蒙古地区十有八者不识字现象，首先除普及教育之外别无他法。”[1]（p.345）在现代民族教育实践中，贡桑诺尔布的革新思想与复兴决心逐步贯彻实施。虽说贡桑诺尔布对蒙古族现代文学的直接影响（其实其本人也是诗人）不是很大

的，但是间接影响，包括对新闻传媒发展、人文教育理念和社会革新的影响是非同小可的。正因为如此，蒙古族现代文学发端的社会与思想基础之一来自于贡桑诺尔布的革新思

[作者简介]孟和乌力吉，内蒙古赤峰人，内蒙古大学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环境与社会发展、生态与文化变迁、民族文学与文论研究。

想和复兴努力。

2、西部牧区文化教育兴盛行动

经20世纪20年代的西土默特地区民族教育启蒙行动，至30～40年代，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杜稜亲王德穆楚克栋鲁普（Demčugdongrob)在西部戈壁高原地区创办文化教育实业，重用归国的留学人才，鼓励他们参与民族文化发展事业，通过创办现代女校和出版社，把包括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在内的许多现代因素引进了内蒙古草原牧区，客观上扮演了中西部牧区社会革新的主要实施者角色，这与贡桑诺尔布早期在东部半农半牧地区推行的近代化思想和民族强盛理念是如出一辙。。

在此背景下，在内蒙古西部察哈尔草原和苏尼特草原牧区，现代学校教育和民族文化出版业得到了较快发展。1937年，郭日查日扎布（Gorčorjab）任校长的呼和浩特蒙古学院在学生文理全面平衡发展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也培养了部分民族精英。其物理、化学实验等实践课程是蒙古族现代数理化教育亮点之一。德王在张家口的主席府专门设有出版处，从1939年开始先后出版过蒙古史学、文学、语言等方面的文化图书约30余种，其中包括现代著名启蒙作家赛春嘎的诗集《心之友》、散文集《沙地，我的故乡》、《蒙古兴盛之声》、译作《心之光》等。该出版处为蒙古族现代文学的传播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与此同时，1942年初成立的苏尼特右旗家政女子学校在女子教育、文学创作、社会启蒙方面发挥了现实作用。赛春嘎的遗失诗集《我们前进的杵臼声》就是作者在女校任教时完成的，其关于妇女问题和社会变革思想的教科书《家庭兴旺之书》也在该期完成的。当时有文人有所反思地认为，“世界众多智者贤人均为清楚：蒙古人忽视了文明是治世安民和持久致富强盛的主要动力的原因，因此其辉煌一时的伟业未能坚持下来的。”[3]（p.1）

这是在当时特殊社会背景和地域民族环境之下部分上层和文化精英所持有的较为普遍的一种社会变革与民族强盛的思想动力所在。

（二）逐步现代化的传播方式

法国社会学家达尼洛·马尔图切利（Danilo Martuccelli）认为，现代性“在其最频繁的用法中，通常不指别的东西，而是指当代社会和目前时代。……现代性始终是一种充满不安，面对现实的关系方式，这足以表明这种提问在何种程度上与一种历史性质的提问是不可分离的。但是现代性不能归结为现时，现代性不是单纯地希望了解世界是什么，或作为眼下的现在；更确切地说，现代性是寻求对一种不安的答案。”[4]（p.1）其中，动态变迁和非确定性是主要讨论议题之一。

蒙古族现代文学在历史与现实的复杂关系中寻找出路，寻求一种特定环境中的社会文化变迁之现实答案。这些寻求首先在文学传播方式的转变中得到体现。文学传播方式指文学作品体现其现代性的主要传媒载体形式。

其转变具体指在现代社会文化环境中的文学与文化工作者所创办的报刊、出版社和学会的剧增及其与传统文学传播方式所不同的强大的社会影响力和立体效应。从蒙古族社会精英阶层的所作所为来看，20世纪初期至40年代，贡桑诺尔布、策楞栋鲁普（Serengdongrob）、赵都宝扎布Jodbojab、特木格图、克星额（Hešingge）、若勒格尔扎布（Rolgarjab）、布和贺西格（Bühehešig）、德王、郭日查日扎布、罗布桑慤丹（Lobsangčoidan）等上层人士及知识精英对民族出版事业与文学报刊发展的贡献是最大的。

1、迅速发展的报刊业

1902～1949年之间，以蒙古文为主的报刊的出版发行得到了较快的发展，这为蒙古族现代文学的传播和发展提供了又一个重要的社会性支撑平台。这一时期发行的报刊在种类、发行量、技术含量、信息量和社会文化影响力方面远远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

（1）前期报刊

1902～1905年，贡桑诺尔布创办发行的《婴报》宣告了蒙古族现代报刊事业的开始。1905～1909年以后继续出版发行的《Monggol-un sonin bičig》是蒙古族现代报刊业的第一次发展高峰。自20年代开始，一些蒙古族知识分子和政界人士也纷纷创办书社、发行报刊，结成文化社团，弘扬民族文化，传播时事知识，以求振兴图强。从1925年开始，现代意义上的蒙古文报刊蓬勃发展。1925年11月，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在张家口创办了《内蒙国民旬刊》（蒙古文）。其办刊宗旨为：“一要保护和发展蒙古人民的生计权益；二要忠实报导真实情况，以消除广大人民的糊涂认识；三要以扩大人民的自由和提高文化知识等为主。”[5]（p.1）

1930年，内蒙古各盟旗联合驻京办事处在南京创办了蒙汉合璧的《蒙古旬刊》，内容分蒙事纪要、时事要闻、党义、法令、常识、蒙文研究、蒙事商榷等栏目，在政界上层和知识分子中产生过较大影响。稍后创办的还有，1933年的《蒙古前途》（蒙汉合璧月刊）、1934年的《新蒙古》（月刊）、1935年的《漠声》（Mangha-in hongha）（杂志）、1936年的《醒蒙》（月刊）等。

（2）后期报刊

在整个现代时期影响力最为深广的是1936年恢复活动的《丙寅》杂志、1941年以后逐步活跃起来的《新蒙古》杂志以及同期的《青旗》（十日刊）等。这些虽然不是纯文学报刊，但对其文学作品的重视和对文艺理论的关注是难能可贵的，尤其《青旗》十日刊发表许多重要的文学作品，如白乙斯古郎、阿润巴图、塔木苏荣、尼玛等诗人的新作，极大地推动了现代文学的发展。与此同时，内蒙古东部和西部地区先后成立了一批新闻出版机构和文化社团，分别编辑发行定期或不定期刊物，出版了有关蒙古历史、语言、文学的书籍。1941～1945年间创办发行的在日留学生综合杂志《新蒙古》刊登过各种体裁的为数不少的文学作品，其中也有组织发表苏尼特右旗家政女子学校女学生集体作品，这是蒙古族文学史上首次出现的现代意义上的在校学生有关人生价值探索的有组织的文学创作活动。“由在日本生活的蒙古族留学生们组织的‘留日蒙古同乡会’所出版发行的《新蒙古》杂志第二号的现存已被确认，这样，创刊号到第四号均被找到。以赴日留学的青年为主，并由他们自己选题，执笔，编辑的《新蒙古》杂志是具体记录当时留学生价值观、对于蒙古社会的认识、与日本的关系等的珍贵资料。赴日留学的蒙古族留学生们强烈意识到把日本新文化引进蒙古的社会重任，并通过《新蒙古》将这些积极付诸实践，努力试图为蒙古社会发展做出贡献。”[6]（p.239）

随着内蒙古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蒙古族的报刊事业得到进一步发展。其中主要有《群众报》（1946年，蒙汉文三日刊）、《内蒙自治报》（1947年，蒙汉文日刊）、《内蒙古日报》（1948年，蒙文）、《内蒙古周报》（1950年，蒙汉合璧）等。1948年1月，内蒙古自治政府将内蒙古自治报社改称内蒙古日报社，创办了自治政府机关报《内蒙古日报》，发表一些文学作品。

2、出版社和学会

（1）国华书局

1916年～1918年，察哈尔牛羊群总管策楞栋鲁普在张家口主持创办汉蒙翻译国华书局，先后翻译并石印出版了汉蒙文合璧的《国文教科书》、《幼学须知》等启蒙教材。它标志着20世纪蒙古族现代文化教育出版事业正式开始和发展。

（2）蒙文书社与东蒙书局

现代文化教育工作者、出版家特木格图（1888～1937）1906年受贡王派遣，东渡到日本东京振武学堂学习。1924年春季，特木格图开始成立蒙文书社和蒙文书社印刷厂。从《西汉演义》的蒙译出版发行开始，蒙文书社出版发行了许多历史、教育类书籍，对当时和后来蒙古族文字教育普及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蒙文书社曾以蒙藏文翻译出版过《元朝历代帝后像》、《成吉思汗传》、《成吉思汗箴言》、《蒙古黄金史》、《译注蒙古源流》、《金史纪事本末》、《元史》、《三国演义》、《聊斋志异》、《蒙文教科书》、《辞典》、《字典》、《藏经》以及其他图书报刊，版工细致，质量颇好。”[7]（p.14）

与文学有关的故事类书籍也是影响广泛的，其中东部地区蒙古族民众喜爱的本子故事等翻译作品也首次大规模正式出版发行，从而促进了民间本子文学的现代传播。

在蒙古族现代文坛上较有影响力的克星额（1889～1950）、若勒格尔扎布（1889～1941）、拉西僧格等文化工作者1926年在沈阳成立的东蒙书局也是现代蒙古文学传播的重要平台之一。主要出版物有《初学国文》（蒙文小学教科书）、《蒙古语词典》、《详解蒙古语典》、《蒙汉全壁字典》、《珍宝数珠》等。若勒格尔扎布还翻译出版了《孝经》和《聊斋志异》。其中成立之初出版的《初学国文》是蒙古族近现代史上重要的小学蒙古文教科书，该6册小学教科书是若勒格尔扎布用了几年的时间才完成的。其内容包括了天文、地理、人物、政治、法律、军事等有价值的普通常识，且选入了若勒格尔扎布等人的许多现代特色浓厚的文学作品。

（3）蒙文学会

对蒙古族现代传媒出版事业做出重要贡献的文化工作者奈曼旗人布和贺西格（1902～1943）曾在北京政法大学学习。1927年1月，布和贺西格同呼和巴特尔等7人一起创建了“蒙文学会”，布和贺西格任学会理事长，呼和巴特尔和玛格斯尔任常务理事。该学会在章程里明确规定：“本学会的宗旨是发扬蒙古族传统文化，普及科学文化知识，更新思想，启迪民智，为繁荣发展蒙古族文化事业而努力。”[8]（p.249）“蒙文学会”成立之后，除了编印出版蒙文书籍外，还组织会员进行学术活动，同时创办了蒙文杂志《丙寅》，由学会的会员撰稿，刊登小说、诗歌、幽默小品和民歌等文艺作品。1936年，停止十年的“蒙文学会”和“丙寅”杂志恢复运作。布和贺西格为蒙古族教育培养师资力量的同时又开展扫盲识字活动，把自己所提出的“把一切学识均用蒙古语传播开来”的著名现代文化主张逐渐付诸实施。布和贺西格通过《丙寅》杂志，招集发表多篇文学作品，并提出“诗歌要有高深内涵”的文艺美学主张。现代意义上的报刊与出版事业正是在这些上层知识分子的反思与自我批评中起步的。

蒙古族现代文学充分利用报刊、杂志和出版社等现代传媒工具，全面配合现代正规学校教育和应用学术研究机构的各项活动，与社会各阶层广大读者群众紧密互动，从而逐渐做到传播进步启蒙思想，达到了社会现代改良的目的。

二、现代性特征的具体体现

20世纪前半叶，开放的文学创作理念和以“民族”概念为主线的思想得到广泛传播，所反映的地域社会现象和问题则具有了现实性与批判性特点。文学主题和体裁具有了多样化与丰富化特点，且作家到读者的全面互动模式应用与现代意义上的中心人物艺术塑造十分突出。蒙古族现代文学的产生和成熟离不开现代作家群体的迅速形成，更不能离开现代作家们所持的民族启蒙思想、进步教育理念和他们采取的社会行动。出版行业的投入、教育战线的参与和大量文章的发表就是其具体活动体现。

（一）文学作品中的现代性探索

从文学社会学的视角观察，文学是现实世界和社会环境的一种反映，是现实社会文化的艺术化再现形式。文学的产生、发展、变迁和衰落均受现实社会经济、文化心理的全面影响，即社会环境是文学生存和延续的重要基础条件，社会历史环境发生变化时文学也发生相应的变化，因此来自于社会环境的动力主要决定文学现象和规律。但同时文学作品也不是纯粹被动地存在，而是它对现实社会文化环境也起相应的反馈作用，在某种时空条件下，可能成为社会变革的重要动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文学和社会环境是一种互动共存关系，是整体性和功能性互补关系。社会对文学产生决定性影响的同时文学也对社会产生结构性影响。蒙古族现代文学围绕此问题对现代性进行实践性探索。

1、社会环境与文学作品关系之讨论

首先，围绕经济生活和社会文化的关系与互动而展开的较大规模的文化进化讨论开阔了多数文化工作者的理论视野和思路。胡适之先生曾提出“活文学”和“死文学”的概念。“活”对应的是发展、变化、启蒙与开放；而“死”对应的则是停滞、静止、愚昧与封闭。围绕开放与封闭、拿来与改造的关系，蒙古族现代作家们通过散文创作来进行自由争论。文学作品的生活化、社会化、大众化问题受到广泛重视。文学革新思想的基本依据是基于进化论的社会历史多线进步观念。此观点尤其在赛春嘎（Saičungga）1941年和1944年分别正式出版的《沙地，我的故乡》、《蒙古兴盛之声》两部散文著作中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他早在张北青年学校学习期间开始写《如何甩掉耻辱》、《致力于掌握知识和技能》、《自然世界与人生世界》、《文化与生活》、《书与人》、《以开放为贵》、《何为人》等7篇文化散文，并到日本之后修改发表。《文化与生活》里说：“如果一个地方的文化教育有了发展，那么这个地方的人民的经济生活也必须随之发展，所以说文化教育是经济生活向前发展的动力。”[9]（p.337）赛春嘎论证文学和文化的发展进步能帮助提高当地的经济生活，即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作用是不可小视的。赛春嘎进一步认为，“脱离经济生活的文明和文化就像从大地被拔断根系的大树一样脆弱无助”，即在说明，文化不能离开其诞生的社会土壤和生活根基，只有这样才会得到存续。

其次，在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问题上也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哈达（Hada）是一位激进的现代散文作家。他写了多篇杂文，并指出蒙古民族的落败主要与未重视先进文化和科学技术有关。甚至认为游牧民族所积累物质文化底子不厚实，他说：“养活游牧人的就是草场，因此一切思索均在这里。从事的活儿、使用的工具都为简单轻巧，拾牛粪木柴的篓子筐子、割草锯木的镰刀斧头、用于迁徙游牧的勒勒车、扫雪除水的铁锨木锹等少数而已。”[10]（p.385）进而呼吁“科学，学习科学吧！”。哈达的观点是要在引进和拿来现代科学技术的基础上，积极改造和提升自己原有“简单”且“少数”文化，其时间意识和时代精神十分突出。可谓蒙古族学者中较少的持“全盘欧化”观点者。另一位散文作家宝音德力格尔（Buyandelger）更是把矛头指向了蒙古族人所依赖的精神支柱之一“福气”（Buyan），强烈批判“福气”的虚空与“野蛮词语”本质。因此提出只有靠自己劳动双手，才会有富裕幸福的生活的理性务实观点。其散文《蒙古人就要靠福气》曾在1936～1939年间进行的有奖作品比赛中获得一等奖。这在说明该作家在文笔能力和现代批判精神方面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和独到之处。

赛春嘎的观点和主张则相对来讲理性而温和的。他认为，发展文化教育，不能只停留在学习上，还要必须去付诸实践。赛春嘎指出：“必须以自己的智慧、双手和体力去创造自己的新文化”[9]（p.340），并“无须为过去感伤，而应努力创造未来，应该以创造未来的雄心壮志，冲散过去的那种蒙昧乌云……”[9]（p.341），“要继承已有的传统文化生活并提升已有的传统文化生活。”[11]（p.353）这些论述在说明，赛春嘎在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就已形成以民族文化的继承和改进观点为中心的现代启蒙思想。

再次，先进知识分子对民族人口的减少，疾病的蔓延，家庭的和睦延续等都展开了探讨，危机意识进一步增强。赛春嘎曾说，“我族越来越面临着各种危机。”关于人口减少、草场退化、酗酒吸毒、愚昧封闭等环境运行、行为方式和思想文化层面上的诸多问题的激烈讨论在说明现代文人们逐渐关注到现代社会环境变迁中的生存、发展和民生等基本社会问题，并为其民族致富强盛主张做实证支撑，也成为了创作理念与文论思想的深层基础和现实拓展。

2、“民主、民族、民众”理念的形成

“反封、反帝、反感旧文化道德，推广新文化道德、爱国、爱民族、解放个体等民主主义、爱国主义和人文主义精神激发了这个时期文学、诗歌的灵感。”[12]（p.137）这个时期的文人作家在思想上，广泛接受了从日本引进来的西方近代民主、博爱、民族、开放、发展、个性解放等概念及其解释。文人作家们在使用和传播这些名词概念的过程中，从蒙古族固有的游牧文化心理吸收营养，使现代民族文学逐渐形成自己特色，如：A.传统民间故事英雄人物和智者主题、近代民歌和东部农区蒙古族长篇章回小说中悲剧性人物的描写逐步被以开放理念和批判精神为重要特点的草根农牧民阶层普通人物普世生活的描写所取代；B.文学作品的主题、形象、语言、风格等都发生了与社会环境相适应的变化。赛春嘎曾说：引进外国文化的同时，“必须以自己的智慧、双手和体力去创造自己的新文化。”小说家额尔德木特古斯的大部分现代小说主要题材和中心人物形象都来自于当地农牧民普通生活变迁和心灵世界。他的中、短篇小说对内蒙古东部半农半牧地区农牧民思想、知识、观念的局部转变起到了重要作用。该时期文学思潮所蕴含的核心思想是“民主、民族、民众”，即在制度层面上进行民主改革，建立现代政法和教育体系；在社会文化层面上要强调民族精神和自我意识；在经济生活层面上要进行关注基层民众现实生活，积极建设故乡，实现每一个个体的致富梦想。赛春嘎的长诗《故乡》则集中反映了这种思想和追求。

3、母语文学创作理念的形成

蒙古族文人作家的知识面得到拓展，文学视野趋于宽阔，在比较和反思中民族文学进一步发展。1913年刊行的《蒙文大同报》里曾写：“作为蒙古人，如不识蒙古文字，是个莫大的耻辱。”[13]（p.32）克星额、若勒格尔扎布等编写并于1926年出版的《初学国文》里出现的“启发”或“开放”（Sengheregülün nehegdegülhüi）一词及“平等”(Adali tegši)、“和约”(Neilegüihü gere)、“共和国”(Ebhamtuulus)等都是现代意义上的蒙古语新概念。知识的更新成为了文学思潮和文艺理论现代转型过程中的重要动力。上面提到的《初学国文》就开始强调自然科学知识的提倡和普及，与自然科学有关的课程中选入“地球”、“物种”、“物象”、“石炭”、“机器”、“大脑”[14]（p.396）等自然科学新词语概念。在社会意识层面上，1935年3月31日出版发行的《蒙古向导》月刊社论栏目发表“重视消除蒙古人的迷信”等论说文，批评“历代皇帝利用宗教愚昧蒙古族民众”，强调“宗教信仰的个体自由”[15]（p.192）精神。综合以上科学和人文论述，1936年，布和贺西格提出“一切学识要用蒙古语传播开来”的著名论断。1940年代的《丙寅》杂志和《新蒙古》杂志更是广泛介绍蒙古历史文化的来龙去脉，发表“蒙古人民共和国现状”等文章，介绍新制度与新社会生活。这些在说明，蒙古族上层精英和知识分子不只是关注国内或族内特殊社会问题，还在关注和参考国际政治社会文化问题及科学知识问题，在比较观察中文学视野得到进一步拓展。蒙古族现代文学在反思与革新大环境的推动下，以文人创作、蒙古语创作、蒙古族民众现实生活的创作为三个基本支撑点而形成的。“话语权力表现社会地位，语言行为反应文化阶层。”[16]（p.1）该期内蒙古语话语权力明显增强，成为了思想传播和民族振兴重要武器。在此基础上，“现代民族文论得到了空前发展，并逐步形成独特的理论体系。”[17]（p.678）

4、对草根阶层与生计问题的关注

文学作品对草根阶层的重视和现实社会问题的批判程度是随着社会变迁循序渐进，由浅入深的。20世纪前20年里，许多蒙古族文人作家所沿用的主要是中国儒家文化的三纲五常和人伦礼仪思想传统。1926年由北京蒙文书社刊印的《蒙文分类词典》在“政类”部分里排列和蒙译的词有“政、教、化、福、威、劝、惩、权、纲、道、常、法、严、令、礼、乐”[18]（p.37--38）]等。这在说明，当时特木格图等人的思想虽有很大的进步，但是传统农业社会礼仪思想色彩还很浓厚的。到了20世纪30年代末，文人作家除了关注草根大众精神状况、个体自由与人性之外，其现代文学理念也体现于更为广泛的社会问题、生存哲理之上。其体现的历史连续性和超越性值得关注。

在此比较一下近代作家尹湛纳希（Injannaši）和现代作家克兴额关于对蒙古族农民阶层的关注。“尹湛纳希中年以后对贫苦农民的生活有较深切体会，深感到土地制度的不合理和地主阶级的贪婪，对农民寄以同情。”[19]（p.142）这在长诗《悯农歌》中有体现。克兴额也写过《悯农歌》，但更为强调“收租者要知道基层农民的痛苦”[20]（p.272），即更为注重民众生存环境和社会矛盾的问题。又如，20世纪初期宗教文学作家丹金旺吉拉（Iišidanzanwangjil）在其著名教谕诗《公尼召活佛伊希丹金旺吉拉训谕诗》里较为强烈地批判封建黑与黄上层的生活及精神的腐朽堕落，希望强化宗教教规，净化人的心灵。“丹金旺吉拉出身贵族，又是活佛，他能站在被剥削阶级的一边，鞭挞残暴的权贵，同情苦难的人民，实属难得，他的作品具有明显的进步意义。”[21]（p.122）但是与30年后写的伏陵嘎小说《咒语之水》的批判讽刺精神相比在深度、广度和民众生活色彩之上相差甚远。《咒语之水》通过描写平民生活，展示牧区蒙古族老大娘过祝寿节时，由于来者过多，非凡热闹，因此，过渡疲劳而离开人世的悲剧，对蒙古人已经变形的黄教信仰进行了艺术性批判。文章在思想和艺术上均获得成功。这很好地说明了文学所关注的现代社会环境的大变迁。赛春嘎的日记体散文《沙地，我的故乡》所反映和强调的是沙地草原普通草根牧民日常牧业生活及社会思想的自封闭塞状态。对醉汉萨氏的批评、对烟鬼包昆都的惋惜以及普通牧人—自己母亲的深厚感情和崇敬等均体现了作者的大众化草根文学精神。《蒙古兴盛之声》里对女校女孩的同情、理解和肯定体现了作者男女平等、尊重个体生命的现代精神。散文《落入泉水的花之声》里描写的是受封建落后婚姻观念，失去恋爱自由的清纯女孩心理过程，通过对受害者的同情，对“病态人世”进行了强烈批判。额尔德木巴特尔（Erdembagatur）创作的小说“戈壁沙地之花”则描写留学出国的年轻知识分子与戈壁沙地的普通牧民女孩之间的恋爱故事。虽然，最终这个美好的爱情被严酷的大自然和动荡的社会环境压垮，成为悲剧，但她却是一朵“明年将栽培之后再次开花结果”[22]（p.191）的生命礼花。“人化的自然才同人构成审美、艺术关系。”[23]（p.65）作者通过对爱情悲剧的描摹，凸显了不管年轻知识分子，还是草原牧羊姑娘，都是为政治社会普世价值和民族独立强盛理想而放弃个体幸福和爱情的非凡精神，思考人生普世意义和生活循环之间平衡的哲理。

综上所述，在蒙古族现代文学发展的近半个世纪内，多层复合的民本理性思想和民族强盛理念进一步纵向深化，并成为文学作品的灵魂，从而使对文学及其本质和范围的认识得到提高。在政治层面上民主、民生、民众等强调草根的倾向进一步扩展。赛春嘎的《蒙古兴盛之声》所反映和强调的是苏尼特戈壁草原地带成立的女子学校女孩们的日常生活、学习、人际关系及更为深层的自由、平等、人性等普世价值理念。在经济思想概念上，发展和致富的理念逐步落实，如，布和贺西格等文化人士所提倡并从英语里引进的“Yehe nemehü”（Economic）、“Sailoo”（Cell）等新词的规范、解释和推广是个重要的证明。在社会文化和家庭教育方面，提倡社会文明和进步、男女平等、扫除文盲和无知、拯救民族等实际行动广泛展开。赛春嘎等作家常用的名词术语里有从日语引进并译成蒙古语的“Soyol gegerel”（文明）、“Aradugsagatan”（民族）、“Talbigdan nehegegdegülhüi”（開放）、“HÖgjihüi”(発展)、“Soyogoli in yirtinčü”（文化世界）等。尤其引人注意的是，随着内蒙古地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民族文化的保护和发展逐渐提到议事日程。乌兰夫说，“我们的文化方针是，发扬蒙古文化，普及蒙文教育，并吸收外蒙的进步文化，大量地翻译进步书籍，但绝不是狭隘地保守与盲目地排外。”[24]（p.40）这是在当时历史社会环境条件之下提出的保护发展民族文化教育的精辟论述。与一般文人相比更具正式性和时代进步意义，并一直全面贯穿到20世纪50年末。从宏观系统视角看，与50年代提出并实施的“三不两利”、“自由放牧”等经济平稳过度思想是遥相呼应的。多层复合的民本强盛理念与多层立体社会变迁在互动中获得共生，并对现代作家队伍的形成起到了关键作用。报刊出版发行、文学学会成立与个体作者创作活动构成书面文学三位一体的架势，相辅相成，成为蒙古族现代文学核心阵地。

（二）社会功能的现代性

在社会变迁进程中，文学积极承担了文化启蒙和生计改善的重任，这容易导致其社会审美作用的功利化或工具化。文学的社会功能是多方面的，按照传统的说法主要指教育作用、认识作用和审美娱乐作用。所谓的“寓教于乐”就是指文学艺术作品的一般性社会功效或审美复合作用。一种作品只有很好地发挥了美感作用，才能更好地发挥教育作用和认识作用。文学的特点之一是通过艺术形象和审美语言去感染读者，影响读者。作家要先选择激动人心的典型形象或素材，再用形象化的艺术语言使读者深受艺术感染，并在艺术欣赏中获得情感的升华和审美领悟。蒙古族现代文学体裁里，诗歌、散文尤为起到了文学审美感染作用和社会文化启蒙教育作用。现代作家的代表人物之一赛出嘎的首部正式出版文集，也是蒙古族第一次现代意义上的文学作品集《心侣集》（诗集）、《沙地，我的故乡》（散文集）均以较为自由的诗歌与散文文体实践了文学审美感染作用和社会教化作用。在此，主要探讨现代文学教育功效、多样功效和实用功效等三个方面。

1、教育功能的强化

蒙古族现代文学作品是以文字为传播载体的，其中在校学生是掌握文字武器的主力，因此，文化工作者针对在校学生的文学教育作品和学生自己主动创作的教育诗歌均比较活跃。

随着现代学校教育的发展，尤其基础设备条件的改善和民族语文教材的编写，蒙古语现代文学逐渐得到发展。1926年出版的《初学国文》小学教科书序里开宗明义地写出，“由于以启发国民知识智能为目标的，因此阐述了尊崇知识道德、爱国、维护民族、积累财富等具体事情与课程。本书课程内容包括天文、地理、人情等常识以及政治、法律、军事等所有国民应该知道的东西，可以说无所不包。国民小学是不分男女，因此本书也收纳了女孩教育的课程，以便男女共同学习。”[25]（p.39-40）该教科书里收入的多篇旅行文学和散文作品在说明，蒙古族文学逐步以教育启蒙为重要目的，为民族的现代化和强盛做铺垫。其中的《蒙古包》、《青海湖》、《乌珠穆沁盐湖》等作品，虽说篇幅不长，但是描写的内容、表达的思想和文学笔调以及传播的科学知识已经与传统文学作品很不一样了。

1935年出版的现代杂志《漠声》发表色仍的“现在应加速我内蒙古的教育”一文。作者认为，“教育发达与否，是决定任何国家或民族强弱的根本原因。故复兴民族应治本，首重教育。要自强，依赖他人的帮助是靠不住的。他人之所以给我们好处，是他们自己要得到好处，如果我们不能满足他们的欲望，他们便不会帮助我们。这一点早为以往和现在的事实所证明。”[26]（p.6）在此背景下，在整个20世纪前半叶，许多东部蒙古族各级学校在校学生的教育式诗歌作品相当活跃。像《收音机》（1942年）、《努力学习》（1942年）、《劝告大家的一首诗》（1942年）等一样的诗歌是相当普遍。在西部草原，1937年在呼和浩特成立的民族特色和科学特色浓厚的蒙古学院、1942年德王建立的现代意义上的草原女校——“苏尼特右旗家政女子学校”的教育进取理念的影响是深远的。女子学校学生积极地，有组织地参加文学创作活动，旨在传播革新思想和科学知识。在女校担任教师的赛春嘎曾写许多教育诗歌。其中，遗失诗集《我们前进中的杵臼声》实际上就是一本典型的提倡热爱故乡和发扬进取精神的现代文学教育作品。从而可以认为，20世纪前50年是蒙古族现代学校文学教育的重要发展阶段，并促进了现代民族文学的繁荣。

2、实用功能的升级

一方面，变迁中的社会则是需要多层次的，多样化的文学作品，这在客观上促进了文学作品内容的丰富多彩，表现形式上千差万别，体裁方面更是多样化，个性化。小说、散文、诗歌、剧作等传统四分法的作品全面诞生的同时，小说中还大量出现了中篇小说、短篇小说等。体裁和风格各异的诗歌、散文以及民间书面故事更是汗牛充栋。文学作品内容和体裁的多样化在说明，现代作家注重大众化和通俗化，满足各层读者不同的社会审美需求，从而使现代民族文学进入自觉发展阶段。对民主的真诚呼唤和民族的强盛诉求使落伍的民族探索了现代文明的广阔道路。文学界里出现了知识分子的作家文学和在校生的民生文学两大流派似的现象。克星额、若勒格尔扎布、布和贺西格、宝音德力格尔、仁钦浩日劳、额尔德木巴特尔等现代知识分子作家积极运用蒙古文进行文学创作，在现代社会与传统文化之间扮演领军人物的角色。赛春嘎、哈达、额尔德木特古斯、金良等则扮演了知识分子和现代优秀学生作家的双重角色。寻觅民族发展出路，探索维护弱小个体生命，人生意义、个体尊严、价值追求等逐步成为了文学现实创作的内在动力。这些客观上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蒙古族作家文学。

另一方面，该期文学思想主要涉及到启蒙与教育、继承与革新、民主与民生、拯救与强盛等重要的现实问题。同时尽量强调“寓教于乐”的文学创作原则，以布和贺西格的话来说“诗歌要有内涵的哲理和语言的哲理”[8]（p.286），并在独特情节和生动形象中融汇教育和启蒙理念。赛春嘎提出的“文章虽为浅显，但仍望其贡献于民众”主张和“使人向上提升”目标[[27]（p.333）则是该时期文艺创作活动的核心理念之一。文学作品所反映的许多都是现实社会问题或者历史文化问题，作者们竭尽努力寻找解决途径。民本思想是指当时大部分现代作家所持的关心民众，投入基层，强调草根，启蒙强盛的行动理念。对一位作家来说，他没有更多的可利用的政治和经济资源来实施自己的社会理念，最主要的方式也只不过是通过写文章，发表文章来呼唤革新，提倡强盛。在这样的社会环境条件下，许多蒙古族作家把文学作品当作启蒙教育和拯救民族的重要的现实武器，并全面投入民族启蒙的现实事业。

3、通俗化问题

传统书面文学作品主要受控于社会上层文人和权力集团，广大中下层民众又受到教育和学习现实环境的限制，大部分人是目不识丁，社会发言权主要握在上层手里。当然在广大民众当中民间文学得到广泛传播，成为其满足精神需求和社会交流的重要手段。蒙古族是游牧民族，其学校教育的现代转型与农业或工业民族有所不同。但是现代文学的主要形式特征之一就是以文字和传媒为载体的作家文学的崛起。因此，现代作家和进步文人极力强调推广文字，普及教育，扫除文盲，启蒙拯救，目的在于让每一个农牧民都获得掌握文字的基本能力，获得人生价值的自我实现，从而达到民族强盛。

在这种情况下，文人精英们的思路发生转变，从以前的经典文章逐步转移到大众文学的通俗化道路。克兴额说：“文化密切关系到民族的兴衰。”[28]（p.32）阿拉巴金也提出：“文化与民众生活及其历史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29]（p.329）赛春嘎更是呼吁“请动用挥洒文艺的神笔吧!”[30]（p.370）文学作品全面迎合了民众的教育文化需要和社会生活需求，并始终坚持以民族、民众和民生现实问题的解决为出发点和归宿点。然而在结果上，文学作品面对大环境多样化的读者群众，进行体裁或类型的多样化调整的同时，许多文学作品又变成单一思想知识的传播工具，这样，很大程度上降低文学自身的审美价值和文化内涵，影响了经典作品的诞生。

三、结论与思考

美国社会学家戴维·波普诺（David Popenoe）认为，“‘现代化’是指一个传统的前工业社会在经济成长过程中所发生的内在的社会变迁。”[31]（p. 634）虽说，现代时期并不等于现代化社会发展时期，但是从另一个视角去观察，可以认为现代时期是现代化过程的早期阶段或酝酿时期，因为这个时期内发生了局部的“内在的社会变迁”。蒙古族现代作家既是导致社会变迁的观念与教育层面的主要动力；又是这种“内在的社会变迁”现象的艺术再现者。蒙古族现代文学作品所依托的草原地域环境和游牧历史文化为文学现代性的传播提供了广阔的人文空间舞台和物质思想资源。由此它具有了深厚的戈壁、沙地和北方山川意境特点，即在一定程度上，游牧文化与现代性、草原舞台与时代精神被融合于该时期文学作品中。“时间和空间作为物质存在的方式，其基本特征表现为时间在空间中展开和实现的。没有空间，时间的连续性就失去它丰富多彩的展示场所。只有地理的存在，才能提供广阔的空间来展开我们人生这本书的时间维度。探讨文学和地理关系，它的本质意义就在这个地方，就在于回到时间在空间中运行和展开的现场，关注人在地理空间中是怎么样以生存智慧和审美想象的方式来完成自己的生命的表达，物质的空间是怎么样转化为精神的空间。”[32]（p.6）蒙古族现代文学在其独特的空间和共同的时间范畴内创造出了“草原精神”、“游牧图画”和“草根理念”，从而完成了“自己的生命的表达”和生存智慧层面上的审美意识。“在某些层面上，民族多样，文化多样，语言多样，但另一些更高层面上，跨族或跨国的元模式就会凸显出来，这里是重叠共识的所在，也是和而不同的所在。如果我们生命和非生命为单位来思考问题，我们就能看到关联性模式，在多样性阶序的高端发现统一。”[33]（p.294）在多元历史文化和地理空间环境条件下，蒙古族现代文学既立足于北方高原沙区，又实践了与周边民族及文化群体的关联性和互构性。

总体而言，现代性是意识到自身的实践，是理性与时代感的综合体，是一个逐渐自觉的实践意识。美国社会学家A.英科尔斯（AlexInkeles）关于“对人的现代性的研究，主要包括什么是现代人、促成个人现代化的因素与环境、个人现代化的过程及未来等几个方面的内容。”并认为，“个人的现代性是一个多种性质的综合体。”[34]（p.379）蒙古族现代文学创作人员既具备自身理性行动者的特点，对社会鲜活个体的关注也远远超出了过去任何时期的文学，对草根阶层和妇女群体尤为如此。“如果底层阶级没有历史、不能说话，那么，作为女性的底层阶级就被置于更深的阴影之中了。”[35]（p.107）文人和作家在一定程度上扮演了底层群体的代言人角色，这在20世纪前半叶北方戈壁草原地区并非容易做到的。当然，蒙古族现代文学与西方严格意义上的现代文学和汉族现代文学概念框架有所不同，其中，草原游牧本土知识的历史积淀、应用张力和常态化机制是不可忽视的特色性支撑。文学作品与本土知识关系密切，甚至可以说，民族或地域文学本身就是特定时空环境中建构起来的本土知识体系。然而，蒙古族现代文学在时间观念和发展理念、传媒出版和作家群体、启蒙思想和文学教育以及理性化、民族化、多样化与人性化趋势上都具备一定意义的普遍性现代特征。因此，本土知识与现代机制的相协调虽说是可以创建，但实践层面上则是极其复杂的现实议题。由于当时社会历史环境变迁与传统民族文化的特点原因，多数知识精英都扮演着集作家、文化工作者和社会活动家于一体的多重社会角色，因此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更为广泛和深层的现代性讨论和传播。“从现代社会的大部分历史来看，现代性在消解传统的同时，重构了传统本身。”[36]（p.8）在此方面，蒙古族现代作家里有多位既受过戈壁草原风雨洗礼，又接触到了国外近代启蒙思想，所以与传统民族作家尹湛纳希、丹金旺吉拉等相比，无论在现代文学思想意识上，还是在社会组织活动能量上均远远超过他们一代，从而推动了草原游牧民族现代启蒙文化的升级和重建。蒙古族现代文学作品实际上变成了北方戈壁草原地区作家群体社会变革行动理念的现代传播载体，在现代启蒙教育和民族拯救运动中发挥了时代的先锋作用。

参考文献

[1]那古单夫，那林高夫.特木格图传（蒙古文版）[M].呼和浩特：内蒙古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

[2]蒙古族简史[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呢出版社，1985.

[3]阿拉腾敖其尔.圣祖成吉汗战争史（蒙古文版）[M].张家口：首席府出版处，1944.

[4] [法]达尼洛·马尔图切利（DaniloMartuccelli）.现代性社会学——二十世纪的历程[M].北京：译林出版社，

2007.

[5]内蒙国民旬刊（第一卷）（蒙古文版）[J].张家口：张家口印刷处，1925.

[6] [日]内田孝.「新モンゴル」誌第二号とモンゴル人留学生による文芸活動[J].島根県立大学北東アジア地域研究センター，北東アジア研究第14、15合併号，2008（3）.

[7]白润生.现当代少数民族新闻出版业发展情况[J].当代传播，2004（4）.

[8]额尔都木图，宝音套格陶夫.布和贺西格及其蒙文学会（蒙古文版）[M].呼和浩特：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3.

[9]纳·赛音朝克图全集（第五卷，蒙古文版）[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9.

[10]乌·苏格尔，特·德力根仓.古代和现代蒙古族作家（蒙古文版）[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

[11]纳·赛音朝克图全集（第六卷，蒙古文版）[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9.

[12]巴·布林贝赫.蒙古诗歌美学论纲（蒙古文版）[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0.

[13]蒙文大同报（蒙古文版）[J].北京：蒙藏事务局办报处，1913.

[14]仁钦戈瓦.蒙古文化史试拣（蒙古文版）[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0.

[15]荣霖森.民族古籍与蒙古文化[M].呼和浩特：呼和浩特市民族事务委员会编辑出版，2006.

[16]纳日碧力戈.语言人类学[M].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10.

[17]孟和乌力吉.蒙古文文论理论建构（1900～1949）（蒙古文版）[M].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12.

[18]蒙文分类词典[C] .民族出版社，1978.

[19]毛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中）[C].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

[20]苏都毕力格.蒙古族近代诗歌选（蒙古文版）[C].呼和浩特：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80.

[21]李淘.中国少数民族古代近代作家文学概论[M].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01.

[22]巴·格日勒图.异草集（1931～1945年蒙古文学作品选）（蒙古文版）[C].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

[23]李丕显.论自然和人的二重化[J].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

[24]关于蒙地工作的几个问题.《乌兰夫文选》（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

[25]额尔敦道格套.蒙古族教育资料集（蒙古文版）[M].呼和浩特：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83.

[26]云子明.民族古籍与蒙古文化（总第3～4期）[C].呼和浩特：呼和浩特是民族事务委员会编辑出版，2003.

[27]苏尤格.蒙古族文学史（现代，蒙古文版）[C].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00.

[28]巴·苏和.蒙古文学发展史导论（蒙古文版）[M].呼和浩特：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00.

[29]巴·格日勒图.蒙古文论历史研究（蒙古文版）[M].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8.

[30]桑宝，呼春.赛春嘎（蒙古文版）[C].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7.

[31] [美]戴维·波普诺（DavidPopenoe）.社会学（第十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32]杨义.文学地理学会通[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33]纳日碧力戈.万象共生中的族群与民族[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

[34]贾春增.外国社会学史[C].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35] [美]佳亚特里·斯皮瓦克（Gayatri C.Spivak）.从解构到全球化批判：斯皮瓦克读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36] [英]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为社会学辩护[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Abstract:The modernMongolian literature includes all written and oral literary forms of Mongoliansranging from about 1900 to 1947. It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ongolians andsome part of it has universal modernity. The modern Mongolian literature, fromthe perspective of literature, reflects the transformation of Mongolian societyand culture and forms its own unique development rules. Based on the first-handmaterials, with the methods used in cultural sociology and aesthetics ofliterature and art and studying from the following five aspects: thetransformation of the transmission modes of literature, modernity of the trendof thought in literature and art, modernity of literary creation ideas,modernity of image-shaping and modernity of social effect, this paper,theoretically, analyzes and reflects on why the modernity in modern Mongolianliterature is formed and what characteristics and problems it has.

Keyword:The modern Mongolian literaturemodernitycharacteristicsexploration

（本文为2018年学会年会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