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草原生态环境是草原文化得以产生、发展的重要基础之一。人与自然的和谐，是草原文化的核心价值之一。而人对于草原生态资源、环境和人文环境的高关怀度则是这一核心价值的重要表现形势，是草原文化形成和未来发展的重要心理基础，但在草原文化的相关讨论中涉及较少。本文通过田野调查和理论分析，剖析我们关注到的很多有关草原文化的问题，包括人口政策、教育改革、产权制度、经济导向等的影响怎样体现于草原资源消费者对环境的关怀度，并由此产生相应的结果。

关键词：草原生态环境，资源消费者，环境关怀度，草原文化

资源消费者是环境资源的接触者、管理者和获利者。资源消费者对所处环境资源的关注度和关怀心理，是形成其环境资源管理知识和特定生态文化的心理基础。牧民的生态关怀情感本身就是草原文化的核心构成之一，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发展过程中人对自身定位的文化体现。资源消费者对所处生态环境资源的关怀情感的缺失，会使其资源管理方式变得无生态适应性，资源利用方式无可持续发展性，从而直接导致所处生态环境的破坏甚至毁灭。草原生态环境是草原文化形成和发展的根基，资源消费者对草原生态环境的关怀度不足，会在两个层面上影响草原文化的延续。首先，破坏草原文化存在的生态基础，其次破坏草原文化主体的心理基础。近半个多世纪以来，内蒙古草原生态遭遇空前的危机，沙漠化土地面积已达42.08万km2，占全区国土面积的35.66%，全区70%的草原发生显著的荒漠化。笔者认为草原生态出现如此严峻的局面，草原资源消费者对草原环境缺乏关怀是其重要的原因。本文将从以下三方面剖析当代草原资源消费者对环境关怀度不足的原因。

一、草原资源消费者的构成

在内蒙古草原的传统经济生活中，畜牧业是绝对主体的资源利用方式，草原生态环境中的资源消费者构成单一，基本都是以畜牧业为全部生计的专业牧民，即草原文化的主体。当代草原资源消费者的构成与传统畜牧经济时代相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目前的草原资源消费者主要有：①靠在分得的草场上饲养自家牲畜为生的专业牧民[②]；②雇佣牧工和租用草场放养大群牲畜并有可靠工作或其他稳定收入来源的富裕者（公务员、经商人员）；③在自己的草场上放养极少数自己的牲畜兼替他人代牧，或自己没有牲畜而完全以代牧为生的贫穷牧民；④各种有其他收入来源（固定工资、非固定工资或其他收入来源）兼营小规模畜牧业的小投资人；⑤只有牲畜没有草场，完全靠蹭草场或租、买草场来经营畜牧业的非专业牧民（包括部分公务员、“三不管”人员）；⑥政府机构；⑦工矿业。以上几类消费者群体中除①以外，其他6类群体对草原生态环境的关怀度都比较低。①~⑤的草原资源利用方式虽然均表现为畜牧业，但②③④⑤的根本性质是投资，而非基本生计。也就是说，除①之外，当代草原消费者构成当中有相当大比例的成员，其消费方式已和传统畜牧业完全不同。2006年7月2日《内蒙古日报》头版刊登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决议：内蒙古自治区纪委等部门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占用草场的党政机关和个人务于2006年10月31日前无条件退出。截至同年10月底，全区有60个党政机关和1，036名干部退出草场325.6万亩，加上清理其他非牧民占用草场1，128万亩，全区已清理占用草场1，453.6万亩；但还有138.7万亩草场没有退出。呼伦贝尔市陈巴尔虎旗为例，全旗草场面积2，250万亩，可利用草场面积2，054万亩，2005年开展规范管理草原使用经营工作，查处非牧户占用草场问题，共查出占用草场的非牧户181户，占用草场面积129.1万亩[③]，非牧户占用草场面积占实际可利用草场的8.8%，而这还只是统计部门的上报数据。要彻底解决权力漏洞以及经济利益驱使下的非牧户占用草场问题，尚任重而道远。从②④⑤为数不算多的非牧民所占有的草场面积之庞大，可以看到的是，这些“在外地主”[④]占用草原不是作为生活资料，而只是为投资获利。对草原环境真正大的压力并非来自人口密度，而是来自于这些人对资源的消费心理和对财富的需求欲望。这也正是草原资源消费者整体的环境关怀度下降的主要原因。工矿业作为草原生态环境中的新兴事物加入草原资源消费者行列中，近年来因政府部门对工业建设的重视和经济效益的追求，一跃成为最大的草原资源消费者。以呼伦贝尔市陈巴尔虎旗一处工业园区为例，其占地面积为4，5000亩，仅煤化工一项，2010年投产的生产线有40万吨甲醇和10万吨二甲醚。煤化工是高耗水项目，上规模的煤化工项目耗水量在每小时2000～3000吨[⑤]，生产1吨甲醇需要耗水2吨，生产1吨二甲醚需要耗水3吨[⑥]。按呼伦贝尔全境地下水平均储量计算，陈巴尔虎旗可利用草场面积下储水量为9742.3万m3，同等面积的地表水储量为24458万m3，仅这一家企业的年耗水量便占全旗地下水和地表水总合的0.3%。而该工业园区还有另外16家规模以上工矿业企业进驻该工业园区，生产项目包括露天煤矿、铁锌矿、硫铁矿、风电、输变电、乳制品等，大部分为高耗水工业企业。同类高耗能企业进军内蒙古草原地区的不在少数，锡林郭勒盟2008年开工建设的二甲醚生产线一期生产能力为15万吨，年用煤87.7万吨、年耗水378万m3。无疑，工矿业是目前内蒙古草原地区最大的资源消费者，然而在有关草原文化的讨论中，工矿业这一资源消费者却是隐形的，被排除在讨论范围之外的。草原文化的基础是草原生态环境，因此讨论草原文化，尤其是讨论草原文化的未来，必然需要完整分析草原资源的消费者。

二、草原资源消费者的资源利用方式及其趋社会情感

北方草原整体上降水量很低，资源分布不均匀，生态极其脆弱，具有很强的异质性特征[⑦]。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北方民族经历建设领地围墙、大量发展农业等失败的尝试之后，最终选择了游牧畜牧业作为对草原资源环境的利用方式。牧民对资源利用方式的这种选择，是为保护草原、保障生存而在人、牲畜和草原三个层面上形成的生态适应的结果，而并非出于简单、朴素的自然观念，更不是因为迈尔斯所说的“一种情结”[⑧]，恰恰是在与草原生态环境漫长的相处过程当中总结出来的最“精明”的选择。牧民通过“移动”来整合自然资源，以“联合”来整合劳动力资源，这是游牧畜牧文化的两个核心适应方式[⑨]。游牧畜牧业需要投入高强度的劳动，节约劳动力的需求和保护人畜安全的需要决定了牧民之间的合作行为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也决定了他们之间共同的社会情感趋向，即趋社会情感。趋社会情感是一种导致行为者从事合作行为的生理和心理反映。一些趋社会情感，包括羞耻、负罪感、同情以及对社会制裁的敏感性，导致行动者承担建设性的社会互动行为，而另一些趋社会情感，比如对背叛规范者进惩罚的原望，则会在群体内发生合作时减少搭便车行为。[⑩]这可以解释人类的强互惠行为，即群体内的任何人都是有条件的利他合作者，也是一个有条件的利他惩罚者，但这是针对某一群体或文化主体内部来说的。

从草原资源消费者整体来看，当代草原资源消费者构成的复杂化以及各类资源消费者对草原生资源利用方式的改变消解了消费者群体内部原有的合作基础，草原资源消费者不再是一个整体，拥有完全不同的资源消费观念与目的、采用有根本区别的资源利用方式的专业牧民、投资牧民以及工矿业之间很难产生共同的趋社会情感，不同消费者群体的行为不具有互相的约束和激励机制。“如果不存在共同的趋社会情感，不管怎样加强契约制度、政府法律的强制力和提高声誉，每个人都是反社会的。”[⑪]

而在于专业牧民内部，因为当代草原资源分配和使用方式的改变，即草原产权制度的改变，原有的合作基础和趋社会情感也同样不复存在。上世纪80年代末，内蒙古牧区开始实行生产责任制。1996年，牧场全面划分到户。这个时期的经营特点是牧民家庭开始逐步拥有草原的使用权、收益权和转让权，草原地区开始了全面的单干时代。如前文所述，与大部分农业地区的自然资源基础不同，内蒙古的草原生态资源具有很强的空间异质性特征，这决定了草原资源的利用方式必须遵循整体性利用，草原环境是一种不可分割的公共资源[⑫]。畜牧业经济中某一资源消费者的行为会直接影响到其他资源消费者可利用资源的质量和数量。基于这种独特的资源利用方式而在游牧群体内部形成的合作关系以及相应形成的行为规则，对其群体和社区有着很重要的影响。它定义社区内部成员构成、社区内劳动力的社会分工、建立不同家庭之间以及富户、贫困户之间的权利，而且还建立了社区内成员相对于外部社会的义务和责任。这些规则保证了传统畜牧业社会的每个成员满足其安全和福利的需求。

内蒙古牧区的草畜承包制源于土地承包制在农区的成功。尽管成功实施土地承包制的大部分农区和草原牧区的自然生态环境有根本的不同，但制度决策者、实施者与政策受众在多层次上的脱节，让新的产权制度以及相应的全新的社会生产管理方式在草原牧区被大力推行。当一个新的生产制度被推行时，必然需要有相应的社会管理方式的变革。改变制度是容易的，但社会管理方式的变革远没有那么简单。社会管理有其深厚的形成底蕴、文化惯性，其中必然也有相当的科学性与合理性。因此社会管理方式的变化理应极其审慎。

在以合作为基础的游牧社会制度关系中，每个个人需要维护整体利益来维护基于前者的自身利益。这个过程表现为，个人通过影响其他人对自己在某种情况下的行为的预期来达到限制与他互动的其他人的行为。即，以对自身利己行为的限制来提高他人利他行为的预期，以获得对自身利益的保障。新的产权制度中，牧民社会中原有的“合作”关系转变为“竞争”关系，这同时也让个人的上述行为方式发生了逆向转变。对个人价值的评判标准也趋于经济利益导向型，牧民相互间侵占草场、大户吃小户、贫富差距拉大等现象随之出现。观念不是无端生成的，而是在个体的经历中形成的。一个群体策略中的人们必须意识到，社会结果是他们互相选择的产物，他们的选择会影响到其他人的选择。合作关系的缺失给牧民社会的内部社交网络造成巨大损失。牧民相互间的约束和扶助机制不再起作用，牧民之间的信任和合作的真空让牧民社会不再具有共同的趋社会情感。

一个社会运行的结果，是每个人和与之互动的人互相依赖策略的产物，所以在完全自然状态下的实际冲突中，每个人都会设法限制他人的策略以确保自身选取的策略。影响他者的行为、限制其选择，即扩大了自己行为的选择预期。在互动中获得成功的行为人，在未来场合会尝试重复这种限制行为。不同的动机形成了不同的草原资源消费群体，这些群体通过互动过程中了解彼此的利益获取策略。传统草原文化中的人将自己视为整个资源系统中的一部分，而新增的资源消费者与草原环境的关系却变成人的单方面索取。当一部分如投资牧民和工矿业这样的资源消费者，采取完全不同于草原文化原有体系中的利益策略而获得丰厚的回报，会鼓励他们重复这种策略行为。而这又会对其他如专业牧民这样的资源消费者形成策略选择压力，在这样的压力下，草原文化原有主体也正在放弃自身的文化，以回避来自其他消费者对自己行为策略的限制，扩大自己行为的选择预期。

三、草原资源消费者及他们对居住与发展未来的期望

第一段叙述中第③类草原资源消费者为少畜或无畜的贫困牧民。他们将草场租赁出去，或在自己的草场上放牧外来投资人的牲畜。因为不对草原直接进行管理，或者因为对经济利益和未来生活的预期较低，导致这部分牧民的环境关怀度也比较低。

看似理应是对草原最为关心的①类专业牧民对草原环境的关怀度也不甚乐观，原因是他们对家族未来居住地的期望并不在草原。计划生育作为国策在全国推行，虽然蒙古族家庭可以生育2名子女，持牧民户口的牧户视条件可酌情放宽至可生育3名子女，但内蒙古牧区，牧民家庭的独生子女化现象仍然十分普遍。2001年开始，内蒙古实施撤乡并镇，很多乡镇被合并的同时各乡镇的学校也被合并到了旗县政府所在地。牧民的子女从入幼儿园开始便需要在学校或亲戚家里寄宿，比起建国后至上世纪末，现在牧民子女离开家庭，离开畜牧业生活和牧民社区的时间提早了5年～8年。近年来政府对教育政策的鼓励和投入力度逐年加大，因为孩子少了，牧民家长们对子女教育的重视程度也有了很大的提高，牧民子女受教育程度越来越高、少儿至青年时代离开草原的时间越来越长，返回草原生活的牧民后代越来越少。

柴军在新疆牧区的一项调查结果表明，牧民生产决策的目标集包括1、过轻松自由的放牧生活；2、将牲畜、草场作为财产留给自己的下一代；3、做一个受人尊重的牧民；4、通过饲养牲畜并在将来价格较高时销售以获得更多的收入；5、提高目前家庭的生活水平。利用配对比较法确定，牧民的生产决策中第2项“将牲畜、草场作为财产留给自己的下一代”是最重要的生产目标，第4项“通过饲养牲畜并在将来价格较高时销售以获得更多的收入”次之。[⑬]随着对子女未来居住地的期望离草原越来越远，牧民对草原生态环境的关怀度也随之降低。对于牧民后代来说，因为过早地离开牧业生活，缺少幼年时关于游牧传统和畜牧业知识的启蒙环节，以及对外面的世界的向往和对艰苦的牧民生活的退避，即使读完中学或高中没有考上大专院校的孩子，也不肯再回到草原。在呼伦贝尔的哈日诺尔嘎查，全嘎查人口为198人，25岁以下从事畜牧业的人口仅为4人。在邻近的巴音布日德嘎查，这个数字则更少。该嘎查的人均收入在所属旗各嘎查中为最高，因为集体经济的实力雄厚，只要孩子考上学校，如果家庭没有能力供其读书，嘎查方面会全额资助，对所有考上大专院校的学生，全部提供数额不等的学费补助，因此240余人的嘎查里累计考出了30多名大中专生。该嘎查近年的新增牧民只有2人。牧区人口教育程度的提高是件另人鼓舞欣慰的事，然而在另一方面，牧区青年人口的降低速度过快，让上一代牧民为牧区很可能即将变成“无人区”而忧心的同时，也没有了关心草原生态的心情和动力。

而对于②④⑤类的投资性草原资源消费者来说，不关心草原的理由与①类的消费者基本相同，对草原环境可能的关怀理由却比后者还要少一条——他们不拥有草原，从产权上来说他们不是草原的主人，而只是一些租客。第⑥类的政府机构里人员，则是一些生活在草原之外的人们。公务员相对丰厚的工资收入和对子女教育、居住环境等条件的追求，使大部分工作在草原上的政府人员却并不生活在草原上。苏木政府的工作人员家在旗县政府所在地，旗县政府工作人员的家在盟市政府所在地的情况在内蒙古牧区相当普遍，各级政府的工作人员上班时间住在单位宿舍，周末和节假日回镇上或市里的家中，各别机构有工作作风松散的，其职工一周有大部分时间不在岗的也并不为奇。因为领导轮换制度，各级政府的主要领导多为非当地人，因此草原牧区的领导只能频繁往来于城市和草原之间。政府机构的工作人员在草原资源消费者构成当中的地位比较特殊，他们既是资源消费者，也是草原资源的上层管理者。这部分人与草原的脱节，深刻地影响了草原环境可能受到的关注和关怀程度，如同本该尽父母之责的人现在只管做保姆的工作。

对第⑦类草原资源消费者的工矿业的从业者来说，他们及其下一代人的未来则更与草原无甚关联。进入草原地区的企业多为大企业集团的分支机构，对于这些企业的职工来说，草原只是个作业地点，他们所有的关系和未来的保障全都取决于企业总部。几乎所有的企业在草原的进驻都是临时的，驻地时间随企业利润而定，从草原获取的资源不足以满足其对利润的期望时，这些企业将会随时撤离。

讨论

自然生态系统中存在着各环节间较强的相互依赖或反馈关系，忽略这些相互依赖关系或反馈，将会导致系统对某些原先并不重要的环境胁迫非常敏感。如果说人类社会也有着与之相似的特征，那么，社会管理体系就是连结其中各环节的机关。草原畜牧业社会的经济社会体系反映了其累积的历史，也提供了一种代表其生态资源管理经验公共性的凝聚力。当代草原牧区的产权制度、人口制度、干部制度、教育政策、经济模式导向等，共同作用于草原资源消费者环境关怀度。这不是上述任何改革措施或制度建立的目的所指，但实际产生的结果却很可能将在草原文化的生态基础和文化主体的心理基础双重层面上完全改变草原文化的发展走向。在一个新的社会管理制度被实施时，新变化对原社群（或社会）可能导致的冲击及影响，尤其是由此导致的非预期后果，往往没有充分的应对准备。当那个主要的理由和目的占据太多关注的目光时，人们对于这样的非预期性结果往往有意或无意地选择忽略，而这些结果对于变迁的受体来说很可能是意义或影响重大的。更多的时候，这些原本附带出的结果在消解主要结果或目的，甚至直至推翻它。近年来，草原资源消费者的构成、资源利用方式以及对自身和下一代发展未来的期望等产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导致草原资源消费者整体的环境关怀度明显下降。资源消费者对所处环境的关怀度，是他们资源利用行为当中平衡取舍的杠杆，是可持续资源利用方式的重要驱动力，资源消费者环境关怀度过低，会让资源消费行为失去可持续取舍的平衡，失去了这种心理屏障，资源消费行为便会变得肆无忌惮。近年来草原生态环境面临的严峻局面已经证实了这一点，如果这一问题不能得到根本性的扭转，我们可能将很快陷入没有草原可保护，没有草原文化可保护的境地。

草原文化并不只是游牧民的文化，而应该是所有草原资源消费者的文化；草原文化在千百年来所积淀下的人与环境相处的规则也并不只适用于牧民，而应该成为所有依靠草原而获利、生存的人们的规则。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草原的命运和草原文化的走向，即是我们所有人避之不开的未来。

注释：

[①]在早前的研究中“生态关怀”的概念更为多见。生态关怀是指对自然生态环境及其组成要素的关爱之情。（见沈晓阳，《生态关怀:一种准道德、准宗教、准审美的情感》，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3年第6期；袁同凯，《地方性知识中的生态关怀:生态人类学的视角》，《思想战线》2008年第1期等）本文中所指环境关怀度是基于游牧民族对所处环境的综合的关爱情感来界定的。游牧民族的环境关怀中对自然生态和资源的关爱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但并不仅限于此。还包括对不属于自然生态组成的草原五畜等生命体的尊重以及对社会人文环境的关怀。上述情感有其深刻的传统宗教、哲学思想的根基。本文为区别于“生态关怀”的概念而使用了“环境关怀”一词。

[②]此处“专业牧民”指归属于当地嘎查集体，依法承包，获得草场经营权和管理权的牧民。以区别后文中出现的无草场经营管理权，但也经营小型畜牧业的“非专业牧民”。

[③]陈巴尔虎旗农牧局通讯刊物《农牧业信息》，2005.4.20

[④]这个词最早出现，是指在印度为英国等殖民国家代为收税的中间人。在鲍曼的著作中该词作为只顾盈利，无视社会责任的投资者的代称使用。见［英］齐格蒙特·鲍曼著，周宪等译，《全球化——人类的后果》，商务印书馆，2001年。

[⑤]引自百度搜索：www.baidu.com

[⑥]引自银川招商博客http://yinchuanbusiness.bokee.com

[⑦]关于草原生态环境的异质性问题，见李文军、王晓毅等的研究。李文军等，《解读草原困境——对于干旱半干旱草原利用和管理若干问题的认识》，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王晓毅著，《环境压力下的草原社区——内蒙古六个嘎查村的调查》，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⑧]迈尔斯：《蒙古畜牧调查报告书》，1919年，汉昭译，于内蒙古自治区蒙古族经济史研究组编：《蒙古族经济发展史研究》，第2册（资料），1988年8月，215～216。

[⑨]引自作者的博士论文《与草原共存——哈日干图草原的生态人类学研究》，2010年。

[⑩]萨缪·鲍尔斯，赫伯特·金迪斯，《人类的趋社会性及其研究：一个超越经济学的经济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

[⑪]

[⑫]关于公共资源的分类，奥斯特罗姆依据资源的排他性和竞争性分为四个类型。草原资源环境属于第三类，即公共池塘资源。所谓公共池塘资源是指可再生但很稀缺的、无法实现排他性，又据有很强竞争性的公共资源类型。处于这种资源类型中的每个资源消费者所做的每一件事几乎都会对所有人产生共同的影响，每一个人在评价个人选择时，必须考虑其他人的选择。更多观点见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著，《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集体行动制度的演进》，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

[⑬]柴军《牧民生产决策行为与草地退化问题研究》中国农业出版社，2009年。

乌尼尔内蒙古社会科学院草原文化研究所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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