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中国古代中原农耕文明与北方游牧文明的纠葛交融的历史中，长城是两种文明的第一道分割线，今日雄安地区则是华北平原上的第二道分割线。北方民族占据长城后，普遍以今日北京地区为政治立足地，以北国为内而中原为外，而将雄安区域的地势之险由向北防御转换成向南防御，其主要地理价值从地控幽蓟转而为屏障京南。同时，雄安区域淡水浅湖、水陆相间的地理，兼具发展牧业经济和农业生产的可能性，而其白帆碧荷、平原水乡的风貌亦可寄托北方统治者的“南国想象”。北方民族占据雄安区域后，或以水为界，或水围行猎，或以牧代农，或为直隶之辖，展现了与汉族统治者完全不同的统治旨趣。两种文明与政策的交叉与迁变，共同造成了今日雄安地区的历史风貌，使雄安地域成为长城内线中原文明与北方文明第二道明显的民族交融线。

关键词：雄安地域；北方民族政权；中原农耕文明

引言

2017年4月1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设立雄安新区，范围涵盖河北省雄县、容城、安新3县及高阳及任丘周边部分区域，“雄安”由此成为目前中国最新的、有明确的地理名词。雄安新区的地理范围，紧紧围绕着白洋淀地区，因此从历史上考察，也可将其视为环白洋淀地区的历史。

雄安地区早在夏商时期，就显示了其与北方游牧的特殊关系。相传夏时易水流域就有了有易氏和河伯氏部落存在，商世的先祖在易水流域放牧过牛羊。春秋时期，今日雄安地区是燕国领土。“召公奭与周同姓，姓姬氏。周武王之灭纣，封召公於北燕。”燕国在列国中偏处北方一隅，国力较弱，多年来一直受燕山一带的山戎部落的侵扰。燕桓侯（前698年—前691年在位）时为躲避山戎族的南下侵袭，燕国在上都蓟之外，在燕国南部建有下都，因临近易水，称为临易，一度迁都于此，其地位于今河北雄县。

西汉景帝中元三年（前147），将匈奴降王徐卢安置于雄安地区，封容城侯，这是雄安地区北方游牧与中原政权的第一次文明交叉。

三国时期，曹操为统一河北地区，于建安十二年（207）从邺城出发远征乌桓，经今日雄安地区，秘密取道卢龙塞（今河北省喜峰口），轻兵兼程前进，在白狼山(在今辽宁省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东，今称白鹿山)大败乌桓军，斩冒顿单于。

西晋惠帝时，发生“八王之乱”，北方匈奴、鲜卑、羯、羌、氐五个胡人的游牧部落进入北方。此后，今日雄安地区进入百余年的战乱时期。当时北方各族及汉人在华北地区建立数十个强弱不等、大小各异的国家，史家称为“五胡十六国”。这是北方民族第一次武力占领雄安地区，但没有完整的明确的统治政策。

936年河东节度使石敬瑭反叛中央，认耶律德光为父，将“燕云十六州”割献给契丹。这一事件使中原地区失去了与北方游牧民族之间的天然防线，使北方民族政权开始了实质性统治雄安地区的历史。

一、辽朝：对峙之边

北周世宗柴荣认为由契丹政权控制的燕云地区必将成为中原政权的心腹大患，显德六年（959）五月开始北伐，收复了十六州中最南的瀛州、鄚州等地，今日雄安地区中的白沟（今拒马河）一线成为契丹与汉族政权间的疆界。

在后周与契丹将边境稳定在今日雄安地区后，边界的诸县以白沟河为界分为两部分，北部属辽朝，而南部属于后周。如归义、与容城都分为南北两县，南归义、南容城属后周，北归义、北容城则隶属辽之涿州。

北宋建立后，也曾意图收回燕云地区。979年在高梁河（今北京西直门外）战役中，宋军惨败于辽军，宋太宗中箭，退至涿州，乘驴车逃回。986年，在岐沟关（今河北涞水东）之战中，宋军又为辽军击败，宋太宗从此心灰意冷，放弃收复燕云地区的壮志，因此周世宗所收复的三关地区变成了宋辽对峙的前线。

建隆四年（963），北宋疆土继承后周，南归义、南容城属北宋，为河北东路雄州所辖；北归义、北容城则属辽，为燕山路涿州所辖。太平兴国元年（976），为避宋太宗赵光义之讳，改雄州之归义县为归信县。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曹利用与辽国于今雄县狄夏台(今雄县龙湾镇狄头村）定和议，遂以白沟河为宋辽分界，县境亦以白沟河为界而分为南北。南为宋之归信，属雄州；北为辽之归义，属涿州。

二、金朝：南国之安

宋徽宗宣和四年（1122），金灭辽，涿州辽将郭药师降宋，北宋收复涿州后仍置归义，于是归义、归信两县并存。三年后，1125年郭药师又叛宋投金，归义县成为金朝领土，属涿州。金国随后又快速南下黄河，灭亡北宋，金军占领宋之归信县后，将归义县并入归信县，仍隶属雄州。金太宗天会五年（1127），金朝完全占领今日雄安地区，南北容城归一，结束了100多年分立局面，隶属雄州。

天会七年（1129），升顺安军为安州，隶河北东路。同年，金在在雄州置永定军，增领保定（今文安新镇），“保定(宋保定军，后废为县。)”，隶河北东路，金贞元二年（1154）则改隶中都路。金大定六年（1166）析容城北境及相邻县之一部置定兴县。金世宗大定二十八年（1188），安州徙治葛城，并设置葛城县，为安州附郭。金章宗承安四年（1199）析容城南境及相邻县之一部置渥城县，隶属中都路安州。泰和四年（1204），金章宗置渥城县，隶属安州。泰和八年（1208），安州又移治渥城县，称新安州，葛城仍为县。金卫绍王大安元年（1209），容城划归安州。金宣宗贞祐二年（1214）五月，将莫州降为鄚亭县。金宣宗贞祐二年（1215），改容城属中都路安肃州。

金朝女真民族颇为向往南方风光。据《鹤林玉露》载，柳永有《望海潮》一词描写了杭州和西湖的风光：“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千骑拥高牙。乘醉听萧鼓，吟赏烟霞。异日图将好景，归去凤池夸。”此词后流播金国，金主完颜亮闻歌，欣然有慕于“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遂起投鞭渡江之志。金人占领雄州水塘地带后，改造成南国风光，景致优美，芰荷相望，鸥鹭往来，水光烟色，渔歌唱晚。金军将安州治所迁至濡阳城，从此，濡阳就有了“安州”一名。金章宗为其爱妃李师儿置渥城县。（其治所在浑埿城，即新安城，“渥”字乃“埿”字之形讹。）传说李师儿虽然出身贫贱，但是却极为聪慧，很多东西更是一学就会，再加上姿色貌美，很快便得到了章宗的宠爱。为了这位宠妃，章宗皇帝也是费尽了心思，他将李师儿故乡的新安县县城大加修葺，设置了景宁、广德、来远、安仁四座城门，还将安州治所迁入新安县，大大提高了新安的地位。在《新安县志》中还找到了诸如建春宫、望鹅楼、莲花池等古迹的记载，这些古迹或是章宗为自己兴建的行宫，或是其和李师儿游赏之所。

三、元朝：大都之卫

元朝建立之后，北京开始成为大一统王朝的全国最高政治中心。元朝统治者认为“幽燕之地，龙蟠虎踞，形势雄伟，南控江淮，北连朔漠”，因此将黄河以北、太行山以东及以西的地区称为“腹里”，由中书省直辖，雄安地区是元代腹里的重要组成部分。元代在地方行政区划中，以“腹里”一词代替“河北”一词，对后世影响深远，自元至明、清，皆未用“河北”作为华北平原地带的省级行政区的名称。

元初太祖十年（1215），雄州下辖归信、保定（治今河北文安）、容城等地，安州下辖葛城、高阳两县，雄、安二州皆隶保定路。太宗十一年（1239），“割雄州三县容城隶属顺天路”，元世祖至元二年（1265），州县俱废为镇，废雄州，归信县并入容城县，废安州并省葛城县，渥城县并入归信县并更名为新安镇，“元以金人移安州治此，故曰新安”。安州并入高阳县。元世祖至元四年（1267），渥城县又并入容城县。至元九年（1272），安州、葛城、渥城复治，渥城县更名为新安县。安州并领葛城、高阳。元世祖至元二十一年（1284），雄州、归信县同时复置，县仍治于州中，雄州属大都路。至元二十三年（1286）新城与容城并入雄州区划，安州继领葛城县、新安县，并改属保定路，雄州、安州、易州等地与保定的隶属关系由此开始。

1227年春，张柔移镇保州，重新规划建城，“为之画市井，定民居，置官廨，引泉入城，疏沟渠以泻卑湿，通商惠工，遂致殷富；迁庙学于城东南，增其旧制。”新建后的保州，“密迩京畿”，距大都三百余里，骑兵一日可达，因而成为护卫京师的重镇。元世祖至元四年（1267）雄州辖保定县改属霸州。保州则改名为“保定”，寓“保卫大都，安定天下”之意。元朝中央政府先改保定为顺天路，后改保定路。

元朝蒙古族统治者对今日雄安地区颇为偏爱，一度作为习猎之地。至元五年（1268）春，元世祖大猎于保定之新安县（今安新）境多日，人民疲于供应。爱薛有意在世祖面前问供给之民：“得无妨尔耕乎？”世祖悟，即日罢猎。

从元朝始，今日雄安地区成为保定路（府）下辖州县，从此在行政上成为保定隶属州县，并成为拱卫京师的重要地理组成。

四、清朝：直隶之辖

清代建立后，以关外地区为满族龙兴之地，因此定都北京后，尤其重视保定的南向防守意义。清顺治十六年（1659），清政府正式设立直隶省，巡抚驻地为北方重镇大名府（今河北省邯郸市大名县）。但因大名距离北京较远，难以保证政令及时畅通，清政府将直隶首府迁至正定。因保定“居三关之中，形势适均，缓急可赖，诚三辅之长城，两边之内险”，康熙八年（1669），直隶巡抚又由正定移驻保定。雍正二年（1724），改直隶巡抚为直隶总督。自雍正时直至晚清约180年间，保定皆为直隶行省首府，成为“北控三关、南达九省、地连四部、雄冠中州”的“通衢之地”，号称“都南屏翰，冀北干城”。直隶行省的政治地位高于其他行省，“直隶为各省领袖，屏蔽京师。自五口通商，特设北洋大臣以直督兼任，形式较他省为要，体制亦较他省为肃。”保定由此成为“畿内巨州”，其政治地位达到了历史最高峰。雄县、容城、安新等地作为保定的辖县，这种行政区划中的隶属关系更趋稳定。

清军入关后，顺治元年起（1644）雄安地区行政区划继续沿用明制。雍正时，安州领新安、高阳二县，与雄县、容城县一起，皆隶属直隶省保定府。道光十二年（1832），废新安县并入安州，治所在安州镇。

清朝初年，康熙皇帝继承了游牧民族喜爱雄安地区的传统，颇为重视兴修白洋淀地区的水利治理工程，并围绕白洋淀兴建了四座行宫（郭里口行宫、端村行宫、圈头行宫和赵北口行宫），白洋淀开始有“北地西湖”的美称。

康熙还利用白洋淀沟河交错的特殊地貌在这里进行水上围猎，俗称“水围”，以演练水军。康熙一生曾36次来白洋淀游春水围。乾隆时直隶总督高斌利用河渠旧道，将唐河引入府河，从保定府新闸到安州膳马庙修建六座闸口。乾隆时成书的《南巡盛典》中描述了当时白洋淀的自然地理：“圣祖皇帝举水围之典，葺治行殿……湖光烟霭，帆影云飞，水槛风廊，环映于莲泊莎塘之际。晴空一碧，写咏鸢鱼，仿佛江南图画也。”此后，保定南关舟船云集，经府河，穿越白洋淀，直达天津，之后津保之间往返通航两百年，对城乡贸易、物资交流、经济繁荣起到了很大作用。

清朝多位帝王曾赋诗歌咏白洋淀景色。康熙五十六年（1717）二月巡幸新安郭里口，知县蒋元度随班恭迎，康熙赐诗：“草堂荒产蛤，茶井冷生鱼。一吸清凉水，高风味有余。”又有诗赞曰：“遥看白洋水，帆开远树丛。流平波不动，翠色满湖中。”又曾作《鄚州水淀记》：

康熙十八年，己未暮春之初，朕万机有暇，行幸鄚州。于是惠风拂地，淑景浮空，节应佳辰，时登令月。与群臣春蒐于南浦，泛舟于河淀，庶凭欢心，以召和气。万物畅茂，顺阳和而布政；三光烛耀，赈贫乏以劝农。虽无山林台阁之趣，水村林薮有淳厚之俗，沙鸥锦鳞，互相游泳，春花野草，参差万状，观之不足。

乾隆皇帝曾4次来白洋淀水围，中途经过停留20次，曾在赵北口建十二连桥。乾隆曾做《鄚州道中》诗：“我爱燕南赵北间，溪村是处碧波环。若教图入横披画，更合移来西塞山。”又作《赵北口即景》诗：“红桥长短接溪川，溪上人家不治田。半笠沧浪三月雨，一堤杨柳两湖烟。孳将鹅鸭无官税，捕得鱼虾足酒钱。今日饱餐渔者乐，鸣榔春水绿浮船。”

嘉庆皇帝曾作《赵北口放歌》诗：“燕南垂，赵北际，自古英雄争地势。瓦桥三关龙虎鏖，宋辽扰攘皆隔世。即今圣代四海安，跸路时经肃仪卫。德巡春仲气和融，风不鸣条天澄霁。万柳堤开易水南，千顷波光漾绮丽。行人早免沮洳艰，居人常获鱼虾计。迎銮叠荷雨露施，不犯秋毫免租税。津门东望波汤汤，一点飞鸢帆影细。”

结语

综观今日雄安地区的历史历史，自夏商至明清，始终是中国古代民族融和的重要舞台。这个舞台，与长城相比较，始终处于处于次要位置，因此雄安地区在中国古代民族史的地位长期处于一种隐性的状态。

今日雄安地区，由于其独特的地貌而在古代中国具有军事要地的位置位置。曹操北征经今日雄安地区的状况，史书中未有明确记载，《三国演义》三十三回中则有说明：“此道秋夏间有水，浅不通车马，深不载舟楫，最难行动。”宋辽对峙时，雄州周围皆是沼泽之地，“雄州，据塘水之地”，“雄，泽国也”。宋将何承矩认为“自陶河至泥姑口，屈曲九百里，天设险阻，真地利也，讲习水战之具，大为要害。”以今日雄安地区为中心，构筑了一条东西长约800多里、南北宽数十里的河塘防线，“深不可舟行，浅不可徙涉”，并把滹沱、滏阳、漳、卫等河也引向洼淀，以增水势。更加突出了雄安的军事地理价值。“从空间上，由于雄州以东的塘泺地带不利于骑兵作战，有突出的限隔敌骑的作用，因而将辽国骑兵南下通道限制在雄州和太行山之间的束腰地带，从而使北宋军队可以重点布防。从时间上，游牧民族一般都选择“秋高马肥”之际入侵中原，但辽国只能在深秋至寒冬时河水结冰和泥沼硬结时才可以南下。”

今日雄安地区军事地理的价值，还体现在其与太行古陉飞狐岭在地理上的直接联系。自古以来，燕地东至大海，西至太行，在南北方向上交通便利。而在东西交通上，因太行山脉的阻隔，则缺少通途。太行群山中百岭交错，其中存在八条蜿蜒曲折的东西向深谷，古人称为“太行八陉”，是古代华北平原向西交通的主要孔道。飞狐陉、浦阴陉位于古代雄安地区西北方向，飞狐陉连接涞源与蔚州，浦阴陉连接涞源与易县，二者共同构成太行同一山陉东西两段，实可看作是一条线路。由于经飞狐陉、浦阴陉西可至山西高原，折而向北则是蒙古草原，因此自古以来就成为兵家重视之地。飞狐陉直接联系着华北平原中部与山西与蒙古地区，且地势险要，两边悬崖峭壁如刀削斧劈，中间一线相通，蜿蜒曲折，异常险峻，长有50多公里，因而在古代成为华北平原通往山西及内蒙古的交通咽喉。

在宋朝与辽朝的对峙时期，因宋朝与辽朝分别占领了飞狐陉和蒲阴陉的两端关口，自宋初岐沟关之战以后，这条通道基本处于断绝状态。蒙古军队为袭击金军，重新利用了飞狐一线通道。1213年秋，成吉思汗分兵三路南下，继续攻击金朝，金军据守居庸关而抵抗。蒙古大军则避开居庸关向西，通过山间小路绕过长城，南出紫荆关。紫荆关即是蒲阴陉中的重要关口。《元史》记载:“帝出紫荆关，败金师于五回岭，拔涿、易二州。”中军拖雷攻打雄州，又取霸、莫、河间、沧等州，右军循太行而南，取保、遂、安肃、安、定、邢、洺诸州。1214年，蒙古军又围金中都，因金帝求和，蒙古军退。1218年五月，蒙古兵又出紫荆关。金朝政府没有高度重视今日雄安地区的布防，致使轻易被蒙古军队绕路占领，导致中都陷于蒙古军队南北夹击的压力之下。元朝将大都确定为全国政治中心，因对飞狐古道的军事意义有深入认识，元朝相当重视今日雄安地区的军事布防问题。随着元朝统治者对保州城的经营，保定拥有了“北控三关，南通九省，重山西峙，群川东汇”的地理优势，成为大都的南大门。

清朝统治者直接继承了元代对雄安地区的统治政策。

因此，综合考察今日雄安地区的古今历史，其地理位置决定了其是长城以南、黄河以北地区上的最重要的军事要地，是华北平原上南北交通要道，也是东西联结的十字交叉点，这些地理因素促使促使雄安地区成为中原文明与北方文明第二道明显的民族交融线。

（贾文龙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暨历史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