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和分析2018年度蒙古学研究动态，蒙古族宗教研究依旧是学界关注的焦点之一，从蒙古族萨满信仰、民间祭祀到蒙古佛教研究领域均有新的成果呈现，且不乏视角独特、观点新颖的论文、专著和译著。另外，本年度涉及蒙古学宗教研究的硕博学位论文中亦发现诸多新的亮点，值得参考。从研究理路及方法上看，学科交叉是一大特点，且这种多元学科交叉互补已然成为宗教研究的理想路径。不仅从历史学、文献学、文学、语言学、民俗学视角关注该领域的传统议题，还从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艺术学、建筑学、旅游学等视角探讨宗教文化的现状与变迁，保护与传承的问题，可以说研究的广度、深度可圈可点。下面就本年度蒙古学宗教研究的各类成果进行评述。

一、蒙古学民间信仰研究情况

2018年，蒙古学民间信仰、民间祭祀研究成果颇丰，但相较于往年的研究成果，其亮点在于对蒙古族民间信仰文本、图像资料的语文学释读和对信仰习俗、本土知识的人类学阐释的多学科交叉互补研究成果方具有一定的学科创新价值，也是往后民间信仰研究该有的突破点。

1、民间祭祀习俗、仪式研究

在蒙古族民间祭祀仪式、信仰习俗研究领域，有关敖包及其祭祀文化研究历来受到学人们关注，且成果颇多，其中也不乏新颖的学术观点。海宁《东北地区的蒙古族文化自觉与民俗实践——以辽宁省蒙古贞地区敖包文化节为例》（《满族研究》2018年第1期）就辽宁省蒙古贞地区蒙古族恢复“遗忘”的大巴镇关山旗敖包和大板镇村落敖包祭祀和那达慕的缘起为个案，对当地蒙古族是如何“重建”民族文化，又如何延续民族文化脉络等问题，从人类学、民族学视角进行了学理阐释，对当地政府主导下创立的“敖包文化节”这一集祭祀、娱乐为一身的民间性质的民族文化节活动亦给予了肯定。董波《蒙古族敖包信仰仪式中萨满教与佛教文化交融现状的根源探析》（《世界宗教研究》2018年第3期）对当代蒙古族敖包信仰仪式中依旧存在的萨满与佛教文化交融现象进行分析，认为其成因在于多元宗教信仰的现状、政府的力量、传统的惯性以及民众的信仰需求等因素叠加而成的，同时着重说明国家体制政策对这一交融现象起着关键的推动者和导向器的作用。李颖、贺希格图《乌丹塔拉祭祀敖包调查研究》（《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18年第6期）对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左翼后旗乌旦塔拉林场的“奈日睦达拉”（Nairamdal）敖包进行了详细的民族志调查，对了解和研究科尔沁地区敖包祭祀文化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蒙古族民间祭祀传统历来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在其传承发展进程中，不仅保留有本民族独具特色的信仰习俗，也主动吸收和融合了其他民族信仰文化中适合于自身发展的合理要素。曹萌、吴似真《论东北少数民族地区妈祖文化的传播与传承》（《妈祖文化研究》2018年第2期）就以源于福建莆田，在东南沿海汉民社会中有着广泛信仰基础的妈祖信仰为切入点，对这一古老的民间信仰在东北少数民族地区，包括在蒙古族、满族社会中流传的情况，由历时和共时角度对其传布路径等问题进行了初步的讨论。尽管是妈祖研究的新课题，但对于深化妈祖文化研究有着一定的学术价值。伯苏金高娃《古代蒙古旌旗研究现状综述》（《蒙古学研究》2018年第2期）全面梳理并评析了国内外学者就古代蒙古旌旗研究方面的相关成果。杜辉《蒙古族图腾崇拜源流关系问题研究综述》（《黑龙江民族丛刊》2018年第6期）就20世纪80年代以降国内外蒙古族图腾崇拜源流关系问题的研究成果进行了综合评述，由自然崇拜、图腾信仰、神话传说、祖先崇拜、英雄崇拜等传统分类方法为切入点，对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两篇论文具有一定的资料价值。

关公信仰作为汉族传统的民间世俗信仰典范，具有悠久的历史。至清代，由朝廷主导将其推广至满、蒙、藏地区，而藏传佛教高僧们又主动将其迎请至密教万神殿，从此蒙藏地区关公信仰盛行一时。时至今日，在蒙古地区一些格鲁教寺院里仍旧供奉着关公及其众眷属造像，其香火甚旺。娜仁娜《蒙古佛教关公祭祀仪式的功能和意义》（《文化学刊》2018年第6期）对蒙古佛教寺院里的关公信仰的功能和意义进行了探讨。作者运用社会学、宗教学相关理论对这一既是外来信仰又具有蒙古特色的祭祀仪式进行了学理阐释。

成吉思汗祭祀对于蒙古民族而言，是非常神圣的祭祀仪式。这一祭祀传统历史久远，其祭祀仪式涵盖了所有的蒙古族传统文化元素，是蒙古族祭祀文化的“活态”教科书。在内蒙古鄂尔多斯伊金霍洛旗的成吉思汗陵和乌兰浩特市的成吉思汗庙每年都定期举行规模不等的成吉思汗祭祀仪式，且成为一种祭祀规制。谭淳月《成吉思汗祭祀的教育内涵及价值》（《民族教育研究》2018年第6期）从民族教育学的理论入手，对成吉思汗祭祀的教育功能及价值进行了系统阐述。作者认为，运用民族教育学理论介入成吉思汗祭祀文化研究，有利于深入挖掘成吉思汗祭祀的民族历史文化认同教育的时代转化潜力。该文相较于以往的成吉思汗祭祀文化研究的成果而言，在研究路径、方法上具有一定的创新点，值得以后继续深入研讨。

世界上的许多民族均有巫术传统。时至今日，这一神秘的巫术现象依旧存在于民间社会，或暗或明，以大众的民间信仰为背景，作为一种由前科学时期一直传承下来的地方性知识而留存于民间。切排、特日文巴雅尔《“多木”：游牧者的地方性医治知识——蒙古族民间巫术之概念、功能及当代境遇》（《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对蒙古族文化语境中的巫术——“多木”的概念、范畴、目的进行分析，认为蒙古族文化语境中的“多木”是一种基于民间信仰以及游牧传统的地方性医治知识，但随着现代医学以及人们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正面临着失传的窘境。当前，“多木”仅作为一种边缘文化的形态而存在，其原有的社会功能和价值已式微。包红岗《蒙古族巫术治病习俗探讨》（《中国蒙古学》2018年 第5期）亦对“多木”这一巫术现象有过专题论述。

除上述论文以外，那仁毕力格《蒙古族敖包祭仪民族志研究》（《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蒙文版·2018年第1期）、娜日苏《蒙古族宗教民俗中的特色饮食文化探》（《内蒙古社会科学》·蒙文版·2018年第2期 ）、包晓梅《探研科尔沁叙事民歌中的信仰礼俗》（《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蒙文版·2018年第2期）、巴·孟和《蒙古族传统祭火习俗探源》（《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蒙文版·2018年第3期）、额布力图、斯日古楞《蒙古族祭火习俗起源研究》（《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蒙文版·2018年第4期）、孟和巴特《从“呼图克沁”看敖汉蒙古人的祭火习俗》（《中国蒙古学》2018年第5期）、萨仁格日勒《蒙古人的火神形象及其祭祀仪式研究》（《中国蒙古学》2018年第5期）、陶·特木尔巴根《成吉思汗苏力德祭祀传承人达尔扈特体制机构策略》（《蒙古学研究》2018年第3期）、萨仁托雅《库伦蒙古人的龙王信仰及其文化内涵》（《中国蒙古学》2018年第3期）、苏日娜《成吉思汗八白室祭祀地点变迁之探讨》（《中国蒙古学》2018年第6期）、田佳颖《大召寺的蒙古族祭灶（火）仪式》（《丝路视野》2018年第31期）等论文就蒙古族敖包祭仪、祭祀饮食及其文化内涵、叙事民歌所映射的民间祭礼、火祭及其源流、火神形象及其祭仪、苏力德祭祀及其达尔扈特、成吉思汗八白室祭祀场所演变、龙王信仰等相关民间祭祀礼俗进行了探讨。

2、民间祭祀相关文本、图像、神话研究

蒙古族民间祭祀相关文献记载较为零散，没有形成或留下体系化记录祭祀本身以及相关的早期民族志文本记载，其文字记录散见于融合民间信仰习俗的各类佛教文献，抑或由后世文人所创文学、历史作品中方能找见相关的文字信息。近代以来，西方探险家游历蒙古地区时从民间搜集蒙藏文各类文献，其中就不乏民间信仰有关的文本及图像资料。这些搜集整理工作，为我们了解蒙古族历史上的民间信仰文化，提供了珍贵的文本和图像资料。由董晓荣在《藏学学刊》（2018年第1期）上发表的《从北京木刻本<十方圣主格斯尔可汗传>插图看蒙古族关公信仰》一文运用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木刻版《十方圣主格斯尔可汗传》，对传记中的插图进行了图像学阐释，认为传记中的格斯尔可汗及眷属的形象与三国时期的大将关羽及两位随从的形象极为相似，其形象很可能是按照关公及眷属的形象来绘制的。其缘由可能与满清统治者的关公信仰有关，且由清廷册封的驻京喇嘛们为迎合统治者的信仰需求，将关公纳入藏传佛教的护法神体系，并与蒙藏民族中流传广泛的格萨尔可汗的形象加以融合而建构出新的“神”形象。而这些举措，对于蒙古人接纳关公信仰，具有很大的益处。另外，由王雪蓓在《内蒙古艺术》（2018年第3期）上刊载的《浅析<成吉思汗图>中所蕴含的祖先崇拜》一文藉由包头博物馆藏一幅题为《成吉思汗图》的清代唐卡，分析其艺术特点，并与前人的研究成果相比较，指出该唐卡中的人物形象已超出佛法教义，其形象更接近与蒙古族民间的世俗英雄形象而更具有蒙古民族特色。

可见，上述两篇论文是文本与图像交叉互补研究的很好的例文。我们不仅可以通过文本的考订了解相关历史文化现象，亦可通过读解图像符号，了解其背后隐含的历史文化意涵，从而更加全面地认识蒙古社会。

由胡玫[美]（Florence Hodous）发表在《国学学刊》（2018年第2期）的《“札魯忽赤之道，猶宰之刲羊也”：蒙古帝国律法中“羊”的象征与实际含意》一文就蒙元时期律法中关于“羊”的记载及意图进行了分析，认为“羊”的实用价值和宗教层面上的象征意义是解答问题的关键。羊不仅仅是蒙古人主要的衣食来源、更是献祭和占卜时用的主要动物，其宗教象征意义与蒙古人萨满信仰不无关系。读者通过此文可以了解到蒙元时期蒙古人信仰生活相关的历史讯息。

蒙古族与世界上许多民族一样，也有丰富多彩的创世神话和图腾传说留存至今，成为研究蒙古民族口传文学、原始信仰、伦理道德、族源历史的珍贵资料。由于世界上各民族神话传说在其母题上有诸多相似之处，因此比较研究各民族的神话传说，有助于认识本民族乃至人类文明的早期演进历程。由卢国荣、徐驰在《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18年第4期）上合发的《蒙古族与北美印第安人无中生有创世神话对比研究》一文运用荣格心理学原型批评理论，对蒙古族和北美印第安人创世神话中的无中生有神话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两者在其叙事结构上有诸多相似性，在其蕴含的理念层面又具有高度的吻合性。相比而言，蒙古族创世神话受佛教影响很深。另外，双金发表在《内蒙古社会科学》（蒙文版·2018年第1期）的《蒙古与突厥族源传说及狼图腾》一文对蒙古人和古代突厥人的族源及其狼图腾传说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两个族群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均流传和保存着与族源相关的狼图腾传说。由曹雪静在《神州》（2018年第24期）上发表的《论蒙古族图腾神话的审美意蕴研究》一文就蒙古族图腾神话所蕴含的审美意涵进行了阐释。

3、萨满信仰相关议题研究

萨满信仰议题是蒙古学宗教研究的重要内容，加之萨满信仰习俗、仪式、法器、乐舞等要素与敖包祭祀、山川祭祀、自然以及祖先崇拜等民间信仰习俗相交融而其研究更具有综合性的特点。查阅本年度萨满信仰相关的成果主要集中于萨满音乐、唱词、面具、偶像以及萨满治疗相关的要素研究领域。

由民族音乐学家乌兰杰先生在《内蒙古艺术学院学报》（2018年第3期）上刊登的《夜读散记——〈与神灵对歌——科尔沁蒙古族萨满仪式音乐研究〉序》一文是为萨满音乐研究专著《与神灵对歌——科尔沁蒙古族萨满仪式音乐研究》一书撰写的序文。作者由民族音乐学、文本学、宗教学及宗教史等多元学科视角就该书的研究内容、创新之处以及新资料的运用情况等作了翔实的评述。此外，作者还就科尔沁萨满有关的遗留性文字资料的价值，阐发了个人的学术观点。由周特古斯在《民族艺术》（2018年第2期）上发表的《音乐民族志文本建构——以科尔沁萨满仪式为例》一文由音乐人类学视角，以科尔沁萨满仪式为个案，就科尔沁萨满仪式音乐的民族志文本建构的必要性问题进行了学理阐述，认为由人类学民族志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介入萨满仪式音乐研究，有助于拓宽音乐研究领域，有助于阐释音乐文化现象。另外，杨洋、王丹在《新闻研究导刊》（2018年第24期）上合发的《北方少数民族说唱艺术对萨满文化传播的影响——以蒙古族、鄂温克族为例》一文和温多拉在《大音》（2018年第1期）上刊发的《内蒙古科尔沁与蒙古国喀尔喀萨满仪式音声比较研究》一文分别对鄂温克人、科尔沁蒙古人和蒙古国喀尔喀人的萨满说唱艺术、仪式音乐由传播学和比较研究视角进行了学理阐述。

萨满信仰包含丰富的民间医疗知识，而早期蒙古族社会也普遍崇信萨满，藉由萨满驱邪治病。直至当代，萨满文化中仍具有很多值得挖掘的民间医疗知识，可兹借鉴和利用。由包金山、包占宏在《亚太传统医药》（2018年第12期）上发表的《包氏蒙医整骨术——五千多年前草原博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一文对脱胎于蒙古族萨满文化——“博”中的整骨术进行了介绍，指出蒙医整骨术是北方草原民族萨满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现今的蒙医整骨术已从民间的本土知识登上了现代医学科研平台，并积累了相当丰富的临床经验和开创了自身独特的理论体系，是蒙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此外，由陈乌日其其格在《内蒙古社会科学》（蒙文版·2018年第5期）上刊发的《古代蒙古人库列延思维之由来》一文对古代蒙古人“库列延”形象思维（圆形思维）形成的渊源及其与原始萨满信仰之间的关系有详细阐述。甘丽鹃、张倩在《社会科学）》（文摘版·2018年第11期）上发表的《蒙古萨满面具与日本能面之差异分析》一文和景北在《赤子》（2018年第5期）上发表的《蒙古萨满神象》一文分别对萨满教的面具和神像等物质文化要素进行了比较研究和学理阐述。由于萨满教的治病、祛邪、招福、转运等施法（巫）功能需通过各种萨满法器的辅助下完成。因此，研究面具、神像等萨满物质要素的履行功能、使用方法，有助于全面认识萨满文化现象。

二、蒙古佛教研究情况

蒙古佛教研究一贯是蒙古学研究的重点方向。2018年，蒙古学佛教研究成果丰硕，从其研究内容上看，蒙古佛教史研究依然是学者们关注的重点，研究方法亦具有一定的创新之处，对蒙、藏、满文新史料、新材料的挖掘与应用可谓是本年度佛教史研究的亮点。此外，在佛教经典文本、造像艺术、寺院建筑以及佛教绘画、乐舞研究领域也有诸多新的成果产生，尤其运用人类学、语文学、符号学等学科研究方法，对蒙古学领域传统的佛教研究注入了新的动力。

1、蒙古佛教史研究

将本年度蒙古佛教史研究以其研究内容可分为清代蒙古佛教史研究、高僧事迹研究、寺院史研究、清朝中央对蒙宗教政策研究以及相关宗教制度考论等几个方面。依循断代史来分类的话，蒙古佛教史研究大体聚焦于清代和民国初期的蒙古佛教事宜。

清代蒙古史藉由藏传佛教与清代藏族史、满族史相互交织，成为研究清代民族关系史、边疆史的重要内容。满洲人建立的清朝与以往的元朝统治者相同，对源自雪域的藏传佛教亦非常尊崇，并将藏传佛教的弘传作为治蒙稳藏的国策，一直实行至帝国的倾覆为止，而后续的中华民国历届政府也或多或少沿袭了清朝的这一宗教政策。

朝鲁发表在《蒙古学问题与争论》（第14辑）的《19世纪布里亚特僧人学者德勒格尔·嘎拉桑津巴及其佛教事业（日文）》（2018年第14辑）一文根据19世纪布里亚特高僧德勒格尔•噶拉桑津巴的自传及其相关史料，总结了他所从事的佛教经典出版事业以及其他宗教事迹，由高僧的人生史为切入点，侧面论述了19世纪末俄罗斯布里亚特蒙古人的佛教历史。

黄全毅发表在《四川民族学院学报》（2018年第3期）的《六世班禅进京朝觐考释》就六世班禅进京朝觐的目的进行了考释，认为此次朝觐加强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巩固了清朝中央对蒙藏地区的统治与格鲁派的发展。此外，六世班禅进京朝觐事宜，又涉及到章嘉国师若必多吉本人及其蒙译佛经事务，故该事件在蒙藏关系史上具有一定的影响力。简晓梅发表在《收藏与投资》（2018年第1期）的《九世却藏活佛在蒙藏地区的影响》就九世却藏活佛的宗教事迹进行了论述，作为在青海蒙藏地区颇受尊崇的上师，为清季青海地方社会的稳定做出过积极贡献。

有清一代，蒙古地区广建寺庙，并获得朝廷扶持。由此在蒙古社会出现了一批享有政教权力的僧侣贵族阶层。一些高僧不单享有寺院住持抑或寺主的尊贵身份，甚至还配有大量的属民，属民为寺院抑或僧侣贵族履行贡赋义务。因此，研究清代蒙古地区寺院组织、寺院经济、政教结构，有助于全方位地了解清代蒙古地区社会结构。由潘海莉、王希隆发表在《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的《历史变迁视角下的特克斯沙毕纳尔》对位于今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特克斯县境内的特克斯沙毕纳尔（呼图克图格根咱雅班第达属民）的变迁进程做了考述。作为清代新疆蒙古地区特殊的社会群体，在其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特克斯沙毕纳尔的社会职能也不断发生着变化，由最初的直属于卫拉特僧侣贵族的属民到清廷平定准噶尔以后，使其编入伊犁厄鲁特营右翼下五旗的镶白旗等四个沙毕纳尔苏木，从此特克斯沙毕纳尔不再为高僧和寺院履行贡赋义务，与其他厄鲁特兵丁一同成为清朝地方的八旗披甲之一。王希隆、潘海莉发表在《西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的《卫拉特集赛组织论述》对卫拉特寺院组织——集寨组织的渊源及其由盛而衰的变迁过程进行了考述。作者认为，寺院集寨组织的形成，反映了藏传佛教在卫拉特地区具有“本土化”特征，而盟旗制度的推行，对于卫拉特固有的寺院集寨组织冲击极大，直至被旗和苏木代替而改变了卫拉特蒙古人传统的社会组织结构。杨德亮发表在《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的《弘化寺与张氏家族：河湟地区民族交融的一个历史缩影》运用张氏家谱和口传记忆资料就历史上主持过河湟地区藏传佛教寺院——弘化寺的张氏家族及其寺属属民的族别进行了考述，认为在明代执掌过弘化寺政教权力的张氏家族最初并非藏人，而是蒙古人。作者又指出，明代的弘化寺是连结明廷与格鲁派、蒙古与格鲁派的重要中介。至清中后期以后，弘化寺张氏家族和“族人”后裔又从番化的蒙古人逐渐被汉、回等周边民族涵化，从而番化的蒙古人身份完全消失。从这一民族身份演变史可以了解到河湟地区民族交流交融史。齐英发表在《内蒙古社会科学》（蒙文版·2018年第1期）的《清代蒙古社会苏木与喇嘛关系研究》基于内蒙古档案馆馆藏清代卓索图盟喀喇沁中旗蒙古文档案，分析了出家蒙古僧侣与所属苏木（佐领）之间的人身隶属关系。认为僧侣即便有僧籍，但审理与其相关的司法诉讼案件时，所属苏木官员仍旧参加案件的全部审理过程。该文对于了解清代盟旗社会基层组织情况很有帮助。

另外，全荣发表在《中国蒙古学》（2018年第4期）的《云南王阿鲁之大藏经碑文考》尽管不是专门探讨蒙古宗教的论文，但通过释读碑文，可以从侧面了解元代驻守云南地区蒙古人的宗教信仰情况。该大藏经碑现存于昆明西郊的玉案山筇竹寺，碑阴以回鹘式蒙古文书写云南王阿鲁的蒙古语令旨，无汉文译文，是一通完整的蒙古文碑铭。对研究元代史、元代蒙古语言文字史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除上述若干篇代表性的蒙古佛教史、高僧事迹、寺院组织、政教体制有关的论文以外，寺院史抑或寺院考古相关的论文也值得关注。赵铁生发表在《大众考古》（2018年第2期）的《伊犁梵音：固尔札庙》和候智国发表在《住宅与房地产》（2018年第5期）的《内蒙古自治区巴丹吉林庙勘察实录——研究型实训室工作案例》分别是对清代准噶尔部所建固尔札庙遗迹和阿拉善右旗巴丹吉林庙进行的考古学和建筑测绘学考察报告。前文结合清代军机处满文档案和考古资料，对伊犁固尔札庙做了试探性的图像复原，认为准噶尔历史上的固尔札庙是一组庞大的寺院建筑群。后者运用建筑学和测绘学理论与方法，对深藏于巴丹吉林沙漠深处的巴丹吉林庙进行了全面的勘查和测绘实践，并获取了翔实的勘测数据，对于抢救和保护寺院古迹、宗教文物具有积极意义。

清朝的对蒙宗教政策依循“因俗而治”，不过入清以后，清廷在蒙古地区广建寺庙，并确立和完善了诸多与蒙古地区佛教有关的各项制度，至乾隆朝，蒙古地区佛教已发展至巅峰阶段，而清朝中央对蒙古地方社会治理也更加娴熟。额尔顿巴特尔《清初对藏传佛教喇嘛管理》（《蒙古学研究》2018年第1期）和刘国俊《民国时期新疆地方政府对蒙古族藏传佛教的政策》（《西部蒙古论坛》2018年第3期）分别对清朝中央政府和民国新疆地方政府的宗教政策进行了论述。此外，王丹《清政府对蒙古地区民族宗教刑事法律调整思想及现代启示——以清代土默特司法档案为中心》（《西南边疆民族研究》2018年第2期）由司法史角度对清季土默特蒙古地区涉蒙案件审判中的法律适用环节及司法管辖权的划分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的学理分析，认为这种“民族隔离”的刑事法律安排尽管存在弊病，但在一些领域却实现了法律适用环节的灵活性而保证了司法效率，一定程度上对蒙古地区地方社会的稳定做出了贡献。其中针对宗教人士的刑事案件也专门设置了诸多刑事保障措施，对于保持宗教的纯洁性具有积极意义。此篇论文视角新颖，对于当今制定和适用宗教相关的法律法规，具有启示意义。由吉日嘎拉《共产国际的影响及蒙古对宗教派别采取的措施》（《内蒙古社会科学》蒙文版·2018年第4期）利用俄藏共产国际（第三国际）涉密档案，就苏俄与蒙古人民革命党的关系，以及蒙古人民革命党所制定的宗教方针、政策进行了评析。该文对于了解蒙古人民共和国初期的宗教政策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出于信仰和政治需要，满蒙统治阶级极力推崇藏传佛教，至17世纪中叶，藏传佛教已成为蒙古社会各阶层普遍崇信的宗教信仰而使蒙古人的生产生活、思想观念均浸染了浓郁的佛教色彩。这种浓郁的佛教色彩在蒙古社会知识精英们创作的各类历史作品中显现的淋漓尽致。刘源《17世纪蒙古编年史的话语特点和影响探析》（《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对藏传佛教思想观念影响下的17世纪蒙古历史书写和话语范式特点及后续的社会影响问题进行了系统梳理和论述。作者认为，于17世纪蒙古局势大变动时期，以藏传佛教作为话语范式的历史书写传统加强了蒙古人的民族认同感，但一方面，这一藏传佛教为导向的历史观又被新兴的“爱新国政权”所利用，并以蒙古佛教的保护者身份积极树立满洲可汗在蒙古社会中的汗统地位。此外，闫志伟《藏传佛教在土尔扈特蒙古东归中的历史作用》（《四川民族学院学报》2018年第1期）就藏传佛教在土尔扈特蒙古东归进程中起到的积极作用进行了论述。孟哈达《十三世纪至十七世纪中叶蒙藏关系史上的重大历史（人物）事件》（《长安学刊》·哲学社会版·2018年第2期）对宗教联系背景下的蒙藏民族交流史进行了梳理。杨洁《近三十年来清代格鲁派在蒙古地区发展研究综述》（《开封教育学院学报》·2018年第5期）就上世纪80年代以降藏传佛教格鲁派在蒙古地区的传播发展问题的研究成果进行了评述，具有一定的资料价值。布仁才次克、胡日查《论清朝前郭尔罗斯旗寺庙》（《蒙古学研究》2018年第1期）、海霞《清代黄教在阿拉善和硕特旗传播的影响简论》（《蒙古学研究》2018年第2期）分别就郭尔罗斯蒙古人和阿拉善和硕特蒙古人的藏传佛教历史进行了探讨。

2、佛教文本、图像、造像、建筑、音乐、舞蹈研究

蒙古佛教文献以蒙古文《大藏经》为核心遗留下众多佛教经典，不仅如此，蒙古族高僧亦用藏文创作过大量的藏文经典，涵盖历史、文学、语言、宗教诸领域，成为研究蒙藏民族历史文化的宝贵资料。近几年，佛教图像、造像艺术研究成为热点，其中不乏研究蒙古佛教图像、造像艺术研究的上乘之作，而图像和造像资料亦成为读解蒙古佛教历史文化的又一重要史料来源。除此之外，以多学科视角探讨寺院空间布局、建筑结构、建筑风格的成果值得我们参考，也是今后应多加关注并讨论的研究方向。而在传统议题佛教乐舞研究领域也产生了若干新成果，尤其以人类学视角探讨佛教乐舞文化，成为研究新趋势。

树林在《蒙古族藏文佛教历史著作及其特征》（《中国藏学》2018年S1期）对蒙古族藏文佛教历史著作的种类、内容及其文献特征作了详细的论述。作者指出，蒙古族藏文佛教历史著作种类多样，内容丰富，是急需挖掘的文献宝库。特别是在佛教理论以及格鲁派以外的其他教派在蒙古地区的传播发展等问题一直未做深入的探讨和研究。该文较为系统地评述了蒙古族藏文佛教历史著作在蒙古学历史研究中的文献价值问题。树林《论蒙古族佛教文学中的“年阿”体流派》（《中国俗文化研究》2018年第1期）就蒙古族佛教文学史上呈现的独特的诗歌创作流派——“年阿”体流派的形成过程、诗歌种类、诗歌内容以及表现思想等方面进行了学理阐述。同时又指出，蒙古族“年阿”体流派不仅借鉴了《试镜论》修饰法，在其发展过程中又形成了自身独特的学术思想，与藏文“年阿”体诗歌相比，又有不同之处。王佳《<巴扎尔达喇嘛额尔德尼诺颜呼图克图三世传记写本>注释及其相关问题研究》（《西部蒙古论坛》2018年第3期）对黑龙江省民族研究所波·少布研究员汉译的《巴扎尔达喇嘛额尔德尼诺颜呼图克图三世传记写本》做了注释，并对《写本》相关史料的可信度以及几位高僧身份、事迹进行了考证。此文缺点在于没有基于原典对直接史料进行注释，而是运用间接史料汉文译本阐释问题，故其学术价值有所削弱。乌力吉套格套《“一带一路”文化纽带视角下的<金光明经>在蒙古地区的传播及文化影响》（《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就佛教经典《金光明经》对蒙古文化产生的深远意义进行了阐述。扎勒根巴雅尔《杨桑王及其功德碑》（《内蒙古社会科学》·蒙文版·2018年第2期）对藏于山西五台山的两座民国阿巴嘎左翼旗杨桑王功德碑进行文献学阐释，并基于碑文内容，旨在评价杨桑王在该旗社会文化事业建设上的功绩。该文对于了解今日阿巴嘎旗，乃至五台山佛教历史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朝鲁《再论固师罗桑丹金在蒙古文<丹珠尔>中的翻译作品》（《内蒙古社会科学》蒙文版·2018年第3期）对清代乌珠穆沁左翼旗高僧罗桑丹金在蒙古文《丹珠尔》中的相关译作重新做了考订。作者由《丹珠尔》后记的书写体例以及“nuγud”等复数用法得知，罗桑丹金所译作品应是蒙古文《丹珠尔》第123卷中的前20部作品，而非原先认为的前12部作品。萨其仁贵《搠思吉斡节儿<摩诃迦罗颂>再考》（《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蒙文版·2018年第2期）将吐鲁番藏搠思吉斡节儿《摩诃迦罗颂》与《丹珠尔》中相关文本进行互较，发现吐鲁番藏搠思吉斡节儿诗歌并非《摩诃迦罗颂》，应是赞美“吉祥天女”的诗歌。乌力吉仓《从佛教民间化角度研究梅力更葛根罗桑丹毕坚赞的》（《蒙古学研究》2018年第3期）从梅力更葛根罗桑丹毕坚赞的诗歌作品着手，分析了梅力更葛根的传教实践及理想。作者认为，藉由民间化、大众化的诗歌创作讲明深奥的佛教原理是梅力更葛根传布佛法的一种手段，而这一实践过程也暗合于创建“蒙古化”佛教的初衷。

上述几篇论文主要讨论了佛教经典和高僧传记的文献学价值。由世俗文献视角观察蒙古佛教历史进程亦是重要的研究领域。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研究馆员吴元丰《汇宗寺满蒙汉三体碑刻文本比较》（《满语研究》2018年第2期）通过对新近发现的多伦诺尔汇宗寺御制碑满蒙文底本进行对勘比较，发现各文本之间在相关历史信息的记载上存在一定差异。满蒙文底本的发现，有助于阐释汇宗寺历史，对汇宗寺的保护与修缮亦有积极意义。仁青卓玛《第五世达赖喇嘛授予三世察罕诺们汗之铁券文书考》（《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运用藏文铁券文书资料就青海蒙藏民族历史上影响颇深的察罕诺们汗的生平、封号以及相关人物、部落史进行了考述。此文亮点在于作者善于运用藏文史料解决历史待解问题。康欣平《驻藏大臣有泰对藏传佛教文化的态度——以<有泰日记>为中心的考察》（《西藏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分析了《有泰日记》中关于西藏及西藏佛教文化的记载，考察了这位出自八旗蒙古的驻藏大臣有泰对藏传佛教文化采取的态度。该文可归为观念史研究的成果，藉由记载作者人生经历的相关日记文献，洞悉作者对事件、事物的认知程度，以此探析作者的内心世界。

2018年度蒙古佛教图像、造像、建筑以及音乐舞蹈相关研究成果数量可观，其研究视角、方法、观点亦有可圈可点之处。如在蒙古佛教图像研究方面即有董晓荣《阿尔寨石窟第31窟十一面千手千眼观音图像研究》（《西藏研究》2018年第6期）将位于鄂尔多斯的阿尔寨石窟第31窟十一面千手千眼观音图与汉传佛教十一面千手千眼观音图像和藏传佛教十一面千手千眼观音图像进行比较,认为阿尔寨石窟第31窟壁画中的十一面千手千眼观音图像头部排列样式应是藏传佛教系统。再由阿尔寨石窟第31窟十一面千手千眼观音的服饰特点、所绘蒙古供养人服饰特点、幞头等特征来判断,此观音像的绘制年代应是北元时期。

以往对阿尔寨石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壁画蒙古文榜题的解读抑或从绘画艺术学视角探讨壁画的艺术风格等，鲜有从图像内容本身，抑或绘画的年代特点去阐释图像，以便获取相关历史信息。尽管前辈学人涉及过该领域的探索，但未能系统钻研过如何将蒙古佛教图像与文本历史结合的问题。可以说，该文是一篇比较成熟的研究蒙古佛教图像研究的学术成果。

王智睿《五当召建筑彩画的艺术特征》（《大观》2018年第3期）、塔娜《蒙古族古代佛教绘画对现代绘画的影响》（《内蒙古社会科学》蒙文版·2018年第6期）、塔娜《北元时期蒙古地区佛教寺庙雕刻技艺特征》（《中国蒙古学》2018年第1期）、陈琦《内蒙古美岱召壁画艺术初探》（《赤峰学院学报》2018年第11期）、李勋辉《蒙古式唐卡与藏式唐卡的比较》（《卷宗》2018年第12期）以及于波《草原文化视觉符号的传承与发展问题——蒙地唐卡中的岩画基因》（《艺术品鉴》2018年第21期）等论文大体以绘画、雕刻艺术学视角出发，探讨寺院佛教壁画、彩画、雕刻、唐卡的艺术特征、风格等议题。

除上述研究蒙古佛教图像的成果以外，专门讨论佛教造像的论文也有若干篇。如崔欣《多族共创、融汇多元：乾隆朝宫廷藏传佛教造像艺术的发展》（《中国民族学》2018年第2期）主要讨论了乾隆朝宫廷佛教造像艺术活动的盛况。清宫佛教造像艺术汲取蒙、藏、汉、满造像艺术之精髓，至乾隆朝，清宫造像活动达至顶峰，并形成时代风格。本文以康熙朝设立的中正殿念经处和造办处的组织结构为切入点，对清宫佛教造像艺术多元融合的艺术风格进行了评述。李铁军、左家昕《内蒙古通辽地区藏传佛教造像赏析》（《收藏》2018年第4期）和夏文峰《清代铜佛像撷英》（《东方收藏》2018年第18期）也对蒙古佛教造像艺术风格及文物价值进行了评述。

在佛教建筑、寺院建筑研究领域，可以重点关注由东京大学包慕萍发表在《中国建筑史论汇刊》上的论文《从佛阿拉到沈阳城：北亚多元文化体系下的清初都城空间结构》。该文尽管不是专门论述佛教建筑的专题论文，但作者由宏观视角出发，对多元文化融合下的清初都城的空间结构进行了精彩的学理阐述。本文知识点甚为丰富，作者结合人类学、历史学、建筑学、艺术学等学科理论与方法，对17世纪中叶沈阳城的空间结构及其满蒙联盟体制下的城市藏传佛教建筑的分布格局、艺术特点进行了符号学意义上的学理阐述，是一篇成熟的多元学科交叉互补的研究成果。莫日根、赵百秋《百灵庙汉藏结合式正殿建筑艺术研究》（《中外建筑》2018年第4期）和莫日根、李贞《席力图召汉藏结合式大经堂建筑艺术研究》（《中外建筑》2018年第6期）分别就古刹百灵庙、席力图召的建筑艺术风格做了探讨。白璐、张欣宏《内蒙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护研究——以内蒙古藏传佛教建筑形态为例》（《工业设计》2018年第6期）对内蒙古藏传佛教古建的数字化保护问题做了分析。

佛教音乐舞蹈是蒙古学佛教研究的传统议题。2018年，在该领域亦有新的成果呈现，且由交叉学科视角探讨佛教乐舞的成果值得我们留意。楚高娃《文化记忆与认同建构——蒙古国达锡朝楞寺查玛乐舞仪式音乐调查》（《民族艺术》2018年第1期）关注蒙古国达锡朝楞寺查玛乐舞仪式音乐，通过记录和分析达锡朝楞寺查玛乐舞法会仪式，解读查玛乐舞法会仪式结构与音声结构之间的同构关系。作者认为，查玛乐舞作为蒙古族传统文化记忆在国家和政府的推动下逐步成为增进民族凝聚力，增强民族和国家认同的重要文化符号。其另一篇论文《争鸣、证明、正名——蒙古地区佛教歌曲古如哆的概念辨析》（《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18年第4期）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蒙古文大藏经“丹珠尔”部诵经仪音乐研究》(项目编号:17BD065)的阶段性成果，主要探讨流传于中国内蒙古鄂尔多斯杭锦旗、蒙古国巴彦洪噶尔省嘎鲁图苏木和东戈壁省赛音商特等地区的传统佛教歌曲“古如哆”。作者结合文献学和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方法，就以往“古如哆”研究成果进行系统梳理、分析后认为，杭锦旗“古如哆”与蒙古国巴彦洪格尔省流传的“古如哆”是同宗，继而又得出与以往研究不同的结论，认为将杭锦旗“古如哆”界定为朝政歌曲或宫廷歌曲是错误的。董波、冯振华《佛教音乐与草原文明再生产》（《内蒙古艺术》2018年第2期）就内蒙古东部葛根庙和西部梅力更召为例，对蒙古佛教音乐的文化内涵进行了阐述。色仁道尔吉《草原文化视域下的佛教乐舞查玛艺术》（《内蒙古社会科学》蒙文版·2018年第5期）对蒙古佛教查玛乐舞渊源及其特征有详细论述。乌红梅《蒙古宫廷歌曲佛教内容探析》（《内蒙古民族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蒙文版·2018年第3期）基于《蒙古宫廷歌曲》所录两份蒙满文合璧文献，进而探析蒙古宫廷歌曲所映射的佛教文化内容。文华、荀举《依正庄严之相，肃穆狞厉之美——杜尔伯特富裕正洁寺“查玛舞”的艺术特征》（《艺术品鉴》2018年第1期）对黑龙江省富裕县正洁寺佛教乐舞查玛舞的特点进行了分析。

三、其他宗教研究

蒙古族与域外宗教接触历史悠久。自大蒙古国建立伊始，在其版图范围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外来宗教均获得了自身的发展空间，而多元宗教共生共存亦成为蒙古社会基本特征之一。在蒙古学研究领域，就域外宗教与蒙古社会文化之间的双向交流与影响问题一直是学界关注的议题。这不仅扩充了传统蒙古学研究范畴，也丰富了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领域。敦煌研究院杨富学《元代敦煌伊斯兰文化觅综》（《敦煌研究》2018年第2期）利用敦煌多文种文献，就元代皈依伊斯兰教的蒙古豳王家族成员在敦煌地区的活动轨迹进行了考述。另外通过对莫高窟出土回鹘文佛教文献所载关于穆斯林和阿拉伯帝国相关信息的分析，以及对锁阳城等古城圆形角台遗址建筑形制的考察，作者认为元朝后期由中亚移驻敦煌地区的蒙古豳王家族是将伊斯兰文化元素传播至敦煌地区的主要推动者。徐仪明《忽思慧<饮膳正要>道教医学观念与元代少数民族饮食文化》（《老子学刊》2018年第2期）旨在说明元代少数民族医学、饮食文化与汉民族本土宗教道教及其道教医学养生文化之间的内在关系，认为两者的互动与交融极大地丰富了当今大众的饮食文化。吉仁尼格《内蒙古农牧区宗教信仰问题》（《内蒙古社会科学》·蒙文版·2018年第5期）基于田野调查，就当前内蒙古农村牧区宗教信仰分布特点、信众情况、存在的问题等进行分析，对当前农村牧区宗教工作的有序合理开展，提出了对策性意见。另外，刘晓光、安孟克《阿拉善信仰伊斯兰教蒙古族的形成》（《回族研究》2018年第2期）对阿拉善盟蒙古族穆斯林群体的历史渊源与生存现状做了详细的介绍。梅荣《司格特教会传教士在内蒙古的传教历程探析》（《内蒙古民族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蒙文版·2018年第3期）就近代比利时司格特天主教会在内蒙古的传教历程及其成就有详细论述。其另一篇论文《天主教清末传入内蒙古地区的原因探析》（《中国蒙古学》2018年第6期）从历史地理因素和社会政治诱因着手，分析了近代欧洲天主教传入内蒙古地区的缘由。

四、蒙古族宗教研究相关著书（译著）概要

2018年，有多部系统介绍蒙古族苏力德祭祀的民俗文化普及类读物相继出版。由内蒙古文化出版社出版的《察哈尔察干苏力德》《哈撒尔阿拉克苏力德》《噶尔丹哈喇苏力德》《别力古台哈喇苏力德》《成吉思汗陵哈喇苏力德》等著作以蒙古族传统苏力德文化为核心，详细介绍了流传至今的蒙古族几种苏力德祭祀的历史与现状，对于期望了解蒙古族传统祭祀文化的读者而言，是一套理想的大众通俗读物。

敖包及其祭祀文化历来受到文化研究者们的关注，从不同学科视角对其开展过多种类型的研究。近些年敖包文化研究著作接连出版，成为蒙古族传统祭祀文化研究领域一大热点议题。2018年，噶林达尔著《苏尼特敖包文化》（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8年）和巴依斯哈力、斯琴夫合著《敖包祭》（青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分别以苏尼特右旗和青海省海西州蒙古族敖包文化为例，阐述了蒙古族传统敖包祭祀的独特内涵和文化意义。另外，包玉文、张静岩合著《郭尔罗斯蒙古族祭祀与节庆》（辽宁民族出版社·2018年）和阿日宾巴雅尔、萨·那日松合著《鄂尔多斯蒙古族祭祀》（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8年）分别就吉林省郭尔罗斯蒙古族和内蒙古鄂尔多斯蒙古族的传统祭祀、信仰习俗、节庆活动等传统民俗文化做了详细的介绍和阐述，对传承和弘扬民族传统文化具有积极意义。

在成吉思汗祭祀文化研究领域，2018年又有多部学术著作问世。除几部再版书以外，额尔敦陶克套著《成吉思汗祭》（光明日报出版社·2018年）和赛音吉日嘎拉和沙日勒代合著《成吉思汗祭典》（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18年）均为首次出版的学术著作。前者属于2009年度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中国节日志》的子课题。作者按照《中国节日志》撰写体例要求，将全书内容分为综述、志略、调查报告三部分，进而系统记述了成吉思汗祭祀的历史和现状，为广大读者和研究者们提供了翔实的民族节日志资料。后者为鄂尔多斯市人民政府于2016年设立的“金冠文库”丛书之一，主要对成吉思汗八白室、成吉思汗四季大典、黑纛祭祀以及相关祭典文物、祭祀祝赞词等作了详细的记载。该文库还收录有《成吉思汗陵》《成吉思汗八白室与鄂尔多斯人》《鄂尔多斯祭奠赞祝》《鄂尔多斯蒙古族祭祀》等与成吉思汗祭祀文化相关的作品，进一步充实、丰富了成吉思汗祭祀文化研究领域。

蒙古族萨满信仰研究领域亦有多部新著出版。其中专题研究萨满乐舞、器物的两部新著具有一定的学术开拓性。周特古斯《与神灵对歌——科尔沁蒙古族萨满仪式音乐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2018年）基于音乐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从多学科视角对科尔沁蒙古族萨满仪式音乐进行了深描和阐释，探讨了它为何成为“与神灵沟通”的一种媒介的学术问题。刘桂腾《鼓语——中国萨满乐器图释》（上海音乐出版社·2018年）是一部极具可读性、学术性、欣赏性于一身的萨满乐器图鉴。作者以彩色图文并茂形式对国内各民族萨满乐器做了详细的分类，并给予严谨的民俗学、符号学以及艺术学的学理阐释。作者广泛收集、整理国内各民族萨满乐器，对包括蒙古族在内的北方各民族萨满乐器均有深入的文化学意义上的学理解读。该书尽管不是专门论述蒙古族萨满文化的著作，但对国内萨满文化研究而言具有开创意义。敖志红、包朝格柱合编的《博舞》（辽宁民族出版社·2018年）是“前郭尔罗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丛书”10卷本之一，亦是介绍郭尔罗斯蒙古族萨满仪式乐舞的通俗读物，对于传承和发展郭尔罗斯蒙古族传统文化具有积极意义。

2018年，有四部综合论述蒙古族萨满文化的学术专著相继出版。蒙古国学者巴图敖特根所著《蒙古萨满》（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18年）详细探讨了萨满的宗教属性、萨满的起源与发展、萨满与护法神、萨满与苍天、萨满的种类、萨满的着装、萨满伦理道德、萨满与蒙古社会秩序等问题，是一部颇具学术价值的萨满研究专著。图·乌力吉著《古代蒙古人萨满文化思维》、呼日勒沙著《科尔沁萨满教研究》和泰赤乌·满昌著《蒙古萨满》三部为再版书，均是学术性极强的萨满研究专著，在此不再赘述。

2018年，在蒙古族佛教研究领域有四部专著（编著）出版。雍和宫住持胡雪峰主编《元代北京汉藏佛教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2018年）为2016年在北京举办的“元代北京汉藏佛教研究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该书收录了元代北京汉藏佛教文化研究领域十几位学者的论文，对了解和研究元代北京汉藏佛教历史与文化方面很有助益。拉希其仁主编《察哈尔格布希罗布曾楚勒特木研究学术论文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8年）是该专题论文集的第二本，第一本于2009年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该论文集围绕察哈尔格布希罗布曾楚勒特木在蒙古医学、蒙古历法、藏文创作及其翻译作品的成就、地位、贡献等方面展开了讨论。本书共收录相关学术论文二十多篇，对研究察哈尔格布希罗布曾楚勒特木的学术成就很有帮助。

蒙古佛教史研究是蒙古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可以说，研究蒙古史离不开蒙古佛教史，而蒙古佛教史又贯穿于蒙古史的各个历史阶段，其关涉蒙古的政治、经济、文化，乃至民众日常生活均与佛教文化产生联系。明·额尔顿巴特尔著《16—18世纪蒙古佛教史研究》（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8年）基于蒙、汉、藏文等多文种史料，对卫拉特蒙古高僧内齐托音一世在漠南蒙古地区的传教经历和作用，蒙古各部首领对西藏佛教所采取的态度、政策以及清廷对蒙宗教政策嬗变与作用等问题进行了深入地分析和探讨。该书是一部研究明末清初蒙古佛教历史问题的上乘之作。噶林达尔主编《苏尼特寺庙》（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8年）对苏尼特右旗藏传佛教寺院历史沿革、传承情况、现状问题有详细的记录，对研究苏尼特草原藏传佛教历史与文化很有帮助。

2018年，美国著名宗教史学者米尔恰·伊利亚德(Mircea Eliade，原国籍为罗马尼亚）著《萨满教——古老的入迷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由内蒙古大学外国语学院的段满福教授汉译出版。该书亦是内蒙古自治区社会科学院主持的“内蒙古民族文化建设研究工程·内蒙古民族文化通鉴翻译系列”项目之一。作者对包括布里亚特蒙古人在内的北亚、中亚、南亚、东南亚以及南北美洲、澳洲，非洲、太平洋岛屿上有着相似宗教现象的族群萨满元素进行宏观比较，认为这种在世界各地很多族群中普遍存在的萨满现象相互间具有高度的相似性。作者举例说明各族群中萨满信仰的发展历程，通过萨满现象诠释其背后的文化心理机制。该书可谓是一部整体研究萨满文化的经典之作。

五、硕士生、博士生学位论文

2018年，蒙古学宗教研究硕士、博士学位论文中亦有诸多亮点，研究选题、视角、方法、观点均有一定的创见性。下面就代表性学位论文略作评述。

在蒙古族民间祭祀研究方面，有牧奇《鄂尔多斯蒙古族火神信仰研究》（中央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和包春丽《敖包的起源与盟旗制度》（内蒙古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分别从多学科视角就鄂尔多斯蒙古人火神信仰的起源及其文化内涵，清代盟旗蒙古人敖包祭祀渊源及其与盟旗制度之关联性等问题展开了系统探讨。两篇论文对当今蒙古族民间信仰及其变迁研究方面均有一定的创见性。尤其后者结合文献释读与田野调查，在蒙古族敖包祭祀渊源研究方面其结论比以往的研究更具有说服力。

2018年，除上述两篇较为代表性的蒙古族民间祭祀研究硕士毕业论文以外，在蒙古佛教文献版本考释，佛教文本在蒙古地区的传播路径、文化意义的探讨亦是本年度关注的议题。白雪梅《蒙古文金字<金刚经>研究》（内蒙古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以辽宁省阜新市政协文史馆馆藏蒙古文金字《金刚经》为研究对象，主要由文化史视角对蒙古文金字《金刚经》的传播路径、内容与结构、信众基础等问题展开了讨论。西吉日《1795年托忒文木刻<金刚经>之文献学研究》（中央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以一部存世托忒文木刻《金刚经》孤本为研究对象，由文献学视角对该佛经多文种版本进行互较，并就译经人（咱雅班智达那木海扎木苏）相关史迹，记载有发起者（特古斯们都）生平事迹的满文文献进行了梳理和研究，最后又对该托忒文经文做了全面的拉丁转写和注解。此外，苏日嘎《蒙古文丹珠尔跋诗研究》（内蒙古大学硕士学位论文）从蒙古文《丹珠尔》跋诗内容性质、修辞写作、思想理论三个方面探讨其特点，以及对跋诗所体现的佛教思想和文学理论有精彩的阐述。以上三篇硕士学位论文均以蒙古文佛教经典为基础，对蒙古文佛教经典的文献价值、文化价值做了系统的研究。

除上述蒙古文佛教经典的专题研究以外，也有作者就世俗文献所记录的蒙古地区佛教社会文化进行了专门探讨。乌尔露克《20世纪初期喀喇沁的习俗与宗教——以河原操子和鸟居君子的著作为线索》（内蒙古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基于日本学者河原操子《蒙古土产》和鸟居君子《从土俗学上看蒙古》两部民族志著作，梳理了20世纪初期的喀喇沁地区社会文化变迁进程，并结合文献分析和田野调查，对包括宗教生活在内的20世纪初期喀喇沁蒙古人日常生活的嬗变问题展开了学理阐述。包银全《尹湛纳希作品中佛教文化影响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由尹湛纳希文学作品所蕴含的佛教文化因素为切入点，阐述了尹湛纳希文学作品所反映的哲学美学思想。关于尹湛纳希文学作品的研究，学界以往主要倾向于关注尹湛纳希文学作品所反映的蒙古族传统文化与汉族儒家文化交融碰撞这一传统议题而忽视了佛教文化对其文学思想形成过程中的影响因素，并认为尹湛纳希是一位积极的佛教批判者。作者突破传统的学术观点，主要从尹湛纳希的佛教观入手，探究并阐述了尹湛纳希文学作品所隐含的深厚的佛教文化根源。此外，巴勒哈斯巴丹《蒙古语佛教熟语研究——“蒙古语熟语大辞典”为例》（内蒙古大学硕士学位论文）是一篇文化语言学研究论文。作者基于布林特古斯所纂《蒙古语熟语大辞典》，对蒙古语熟语中的佛教熟语的产生机制，对蒙古语言系统产生的影响等问题，由文化语言学视角进行了学理分析。由佛教熟语的产生及其含义的演变可以从侧面理解蒙古佛教文化的变迁进程。

蒙藏关系史是蒙古史和藏族史学界共同关注的议题，尤以清代蒙藏关系史深受民族史和边疆史学界同仁关注。由于清代蒙藏关系史研究所具有的跨区域、跨族群、跨文化、跨文种的学科特性，故在研究中挖掘和利用不同文种文献，并对其展开互证互补的比较研究过程中，使相关历史议题更具有全面性和可靠性。2018年，在蒙藏关系史研究领域有布仁才次克《清代阿拉善和硕特旗寺庙管理诸问题研究》（内蒙古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利用清代阿拉善和硕特旗蒙古文档案、理藩院则例、阿拉善蒙古律例以及近人社会历史调查报告等史料，对清代阿拉善和硕特旗寺庙与喇嘛管理方面的问题进行了专门探讨。韩媛婷《拉卜楞寺建寺背景及兴建始末研究（1636～1721年）》（中央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利用多文种文献对藏传佛教格鲁派六大宗主寺之一的甘南拉卜楞寺建寺过程及其与蒙藏民族之间的历史关系问题做了比较系统的研究。苏奴旦主《察罕更嘎坚赞生平研究》（西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主要利用藏文传记和藏、汉等多文种档案史料，对第一世察罕呼图克图更嘎坚赞的生平事迹做了较为系统的分析与评价。上举三篇宗教历史类学位论文的共同特点是作者们善于挖掘和利用多文种文献，继而揭示文本文献背后的历史事件。

蒙古族有着丰富的佛教文化遗产，而佛教文化遗产亦是蒙古族整体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下，如何有效保护和传承包括佛教文化在内的人类文化遗产是文化研究者们热切关切的议题。2018年，在蒙古族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研究领域，有多篇学位论文涉及宗教文化资源的旅游开发，宗教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以及与宗教事务管理机制体制相关的议题。如，柳阳《宗教文化旅游区利益相关者管理机制研究——以内蒙古五当召文化旅游区为例》（天津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和敖敏其其格《赤峰地区佛教寺庙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开发现况研究》（内蒙古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分别就包头市五当召和赤峰市佛教寺庙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宗教旅游资源开发等问题展开了讨论，并在“宗教旅游热”现象下，如何平衡各方利益及诉求（政府相关管理部门、寺管会、僧人、游客），以及如何调试宗教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两者间的矛盾统一问题等展开了深入分析。

在佛教文化要素研究领域，有于梦石《试析藏传佛教音乐在当代蒙古族音乐创作中的运用》（上海音乐学院博士学位论文）以色·恩克巴雅尔的《永远的祝福》、秦文琛的《五月的圣徒》、额·那日苏的《一百零八转经筒》等三部代表性的当代音乐作品为例，探讨了藏传佛教音乐对蒙古族现当代音乐创作产生的影响和作用给予了全面客观的分析和阐释。本论文在多学科视角下就蒙古族音乐理论研究方面有着深入的学理探索。除此之外，李勋辉《蒙古族制作唐卡的技艺调查》（内蒙古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鲁乐乐《呼和浩特藏传佛教建筑研究》（北京建筑大学硕士学位论文）、袁菁菁《查玛乐舞文化视觉形象设计与推广——以“魇”为例》（内蒙古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那苏敖日格勒《蒙古族祭祀用品造型在民族产品设计中的应用与实践——以察哈尔部祭祀用品造型为例》（内蒙古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等论文分别对蒙古佛教唐卡制作技艺、佛教寺院建筑艺术、宗教仪式及祭祀用品造型设计等宗教文化领域物质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文化产业化等方面做了专门的探讨。

此外，田媛《新形势下内蒙古自治区宗教事务管理研究》（内蒙古大学硕士学位论文）、高云松《藏传佛教视域下的活佛研究——以F县R寺为例》（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两篇论文对当代新形势下国内加强宗教（藏传佛教）事务管理的社会文化意义进行了阐述。前者主要阐述政府与宗教界的互动关系，并对政府在宗教事务管理中发挥有效作用等问题提出了对策建议，认为政府职能由“管理”向“服务”转型是加强或改善当下宗教事务管理的最佳路径。后者以辽宁省瑞应寺为田野点，结合该寺历史和现状，主要对七世察罕殿齐活佛的宗教实践及其社会角色进行了分析。该论文是一篇很有参考价值的当代活佛及其转世系统研究的宗教社会学论文。

六、国内外蒙古学宗教研究相关学术会议概要

近年来，我国与周边国家与地区间的宗教文化交流日益紧密，相关的学术对话也日益增多，从而进一步加深了我国与周边国家与地区间的相互了解，对繁荣发展国内宗教问题研究以及与国际间的相关学术交流与合作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尤其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我国与周边国家与地区间的宗教文化交流及其相关的学术对话已形成常态化开办的态势，而我国也逐步成为国际间相关学术交流与对话的重要的发起者。

作为国际蒙古学研究领域重要的一支力量，近几年，我国的蒙古学研究发展迅速，与国际蒙古学同仁之间的交流与对话日益频繁，其研究领域也得到了不断的拓展。当今的蒙古学界不单关注蒙古学研究领域传统议题的深入探讨，对新时代蒙古族文化的发展趋势与路径，与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等议题的探索亦成为研究的热点。其中，蒙古学重要议题之一的宗教问题的研究，尤以“蒙古佛教”的地位与价值问题的探讨是近几年学者们关注的焦点之一。

2018年6月29日至30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和中国宗教学会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宗教文化与艺术研究室和辽宁阜新海棠山普安寺承办的“首届一带一路与亚洲佛教文化论坛暨海棠山佛教专题论坛”在北京市内蒙古大厦举办。与会者由中国、蒙古国、印度、斯里兰卡、孟加拉国、尼泊尔、日本、韩国以及香港等十余个国家和地区的数十所高等院校、科研单位和佛教寺院的一百余名专家学者和代表组成。论坛内容涵盖“一带一路与宗教文化交流”、“蒙古地区佛教文化”、“佛教与文化交流”、“海棠山佛教文化与艺术”等多项议题。其中就“蒙古佛教”在世界佛教文化、东亚佛教文化以及在中国佛教文化中地位问题的探讨是论坛的中心议题之一，并围绕该议题设立“海棠山佛教专题论坛”，就辽宁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大板镇海棠山摩崖石刻造像遗迹及其本地区蒙古佛教密宗文化展开了专门讨论。其目的在于发现和挖掘辽西走廊这座“密宗名山”的历史文化价值，为世人引介海棠山别具一格的蒙古族密宗文化。本届论坛以国家“一带一路”倡议为背景，以宗教文化交流和学术对话为主线，为国际佛学界、宗教学界以及蒙古学界同仁搭起了友谊的桥梁。

众所周知，弥勒信仰在东亚各国和地区广为流传。在汉地民间，弥勒信仰与观音、文殊、普贤、地藏等菩萨信仰一同被认为是民间佛教信仰文化的主流，而在新疆卫拉特蒙古人中，民间弥勒信仰文化依旧保存至今，于每年的正月十五日还要举行纪念麦德尔（弥勒）佛诞辰的法会仪式。同为佛教文化圈中的国家，蒙古国民众也十分重视弥勒信仰。不仅如此，蒙古国历史上的藏传佛教格鲁派高僧哲布尊丹巴一世扎纳巴扎尔就亲自铸造过弥勒铜身造像。基于中蒙两国相同的佛教文化渊源以及加深两国宗教文化交流为目的，于2018年7月1日至2日，由中国佛教协会演觉副会长带领的中国佛教协会代表团和雍和宫胡雪峰住持带领的雍和宫代表团前往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出席中国雍和宫捐赠蒙古国达希乔伊林寺弥勒大佛开光仪式。此次开光仪式一项重要内容为两国合办的“‘库伦弥勒·慈悲’国际学术研讨会”。与会各国专家学者围绕“库伦弥勒·慈悲”、“佛教界为世界和平”、“弥勒传统与信仰”、“佛教界的社会责任和参与”、“佛教在当代生活”等议题展开了学术讨论。

2018年8月15日，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文化研究所主办“蒙古佛教国际学术会议”，主要探讨“蒙古佛教”的地位与价值问题。“蒙古佛教”源于印藏佛教，但这一外来宗教传布至蒙古地区以后，与蒙古人固有信仰——萨满信仰融合而形成具有本民族特色的佛教文化传统。在蒙古族历史上，为建构“蒙古佛教”传统，有很多蒙古族高僧尽其一生为之奋斗，在佛教界享有很高的声誉。基于此，此次会议围绕“蒙古佛教”的主题，以蒙古佛教的缘起、建构、蒙古高僧的影响力等议题展开讨论，为深化蒙古佛教的研究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自蒙古文佛教文献《大藏经》于2014年影印出版以来，国内外已举办多次迎请（捐赠）影印版蒙古文《大藏经》的仪式活动及其相关学术会议。2018年5月，匈牙利布达佩斯罗兰大学主办“国际蒙古佛教研讨会”，同时又举行影印版蒙古文《大藏经》的迎请仪式，由此影印出版的蒙古文佛教文献《大藏经》正式落户匈牙利布达佩斯罗兰大学。同年10月20日，内蒙古师范大学举办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蒙古文《大藏经》文化价值体系研究”学术报告会。报告会由内蒙古师范大学胡日查教授主持，由内蒙古师范大学金峰教授、俄罗斯联邦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万奇科娃（Tsymzhit·Vanchikova）研究员、中央民族大学乌力吉教授和中国人民大学乌云毕力格教授分别以《蒙古佛教文献的抢救与研究迫在眉睫》、《蒙古文<大藏经>及其研究》、《宗喀巴大师的著述在蒙古的传播》、《清朝“同文之治”与蒙古文<大藏经>的刊行》为题，就国内外蒙古文《大藏经》为核心的各种版本佛教文献的抢救、整理与研究工作的重要性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从上述蒙古文《大藏经》有关的学术会议可得知当前国内外蒙古佛教研究的学术动态及前沿。此外于2018年，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主办首届“12至18世纪欧亚古典学”学术讨论会，而有关佛教经典的语文学探讨是本届讨论会的重点内容之一，其中也不乏对蒙古佛教经典的深入探讨，对深化蒙古佛教文化的研究具有积极意义。

（文稿来源：《蒙古学研究年鉴》2018年）